近一年來我曾4次到煤礦采訪，發現無論是在哪個省份，無論是在國營煤礦還是在小煤窯，礦工們的生活形態庶幾相同。工作危險、生活沉悶、對個人命運的掌控能力較低和子女缺少受教育機會，是他們的共同特征。在經濟方面，過分渲染礦工階層的貧窮顯然會悖離事實，由于煤炭價格上漲帶來的利潤，他們可以獲得比周圍鄉鎮里的人群更好的收入。不過如果說礦工們是這一輪市場化改革的受益者，可能距真相更遠。
對于礦工的利益，國營煤礦管理者和私人煤礦主的共識是“多勞多得”。在山西大同一國營礦，支架工可以每月收入3000元，機電工則只能收入1500元。造成這一明顯級差的原因，就在于煤礦上普遍采用的“向采煤一線傾斜”的薪酬體制。
山西煤質出色，礦工的收入因而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在內蒙古某煤業集團下屬的6家煤礦，一線工人的月收入為1500左右，二線為1000元左右，井上人員則往往只有500多元。
同樣，他們的收入也高于周圍鄉鎮的一般人，這正是他們甘于冒險的動力所在。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格往往取決于市場供求關系，農村的高失業率，使得采煤成為值得人們羨慕的工作，它的收入水準也就被大大降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與一般規律不同，拿到較高薪水的采煤工并不能因此獲得比其他職工更好的社會地位。
這些礦的一線礦工們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們的隊長。這里的礦工們的工資發放中存在著一個叫作“背牛”的概念，即每月都會被隊長扣掉一部分，具體用于何種用途，他們卻從來得不到解釋。在2004年發生礦難的河南大平煤礦，礦工們中間也普遍流傳著與此類似的說法。
這實際是一種在礦區中普遍存在的冒領和回扣。隊長向領導虛報下井的礦工人數，以此獲得更高的工資總額，而礦工們拿到了較高薪水后，又必須把虛報的部分返還給隊長。如果一個礦工想進入高收入的采煤一線，那么就不得不遵守這一潛規則，盡管他們不得不在工作時冒生命危險。
這些礦都使用綜合采煤系統，一線工人們操作這種機械，利用直徑1.8米的金屬割輪切割煤層和矸石，噪音巨大，煤粉飛揚。由于井下空氣溽熱，礦工們常常把呼吸器掛在脖子上，而不是罩在口鼻處。不過與一些私人煤礦相比，這已經是再好不過的工作環境。在大同的后所溝，大多數小煤礦還在使用一些好像多年以前的電影中的道具似的機械。沒有傳輸皮帶，沒有溜子，“絞車拉煤車”，工人也沒有呼吸器。
這種做法使得采礦成本非常低廉。一些國營礦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133元／噸，而這里可能只有40元／噸左右。
其中一個叫作“前進礦”的私人煤礦采取的是炮采的老方法，即在煤層中打眼，塞進雷管，放炮崩塌煤層，然后向地面搬運。這是一個斜井，在煤層和礦車軌道之間有800米的距離，礦工們在這里使用一種專供拉煤的騾車。由于薪水要按照出煤量計算，出煤又要依賴騾子的體力，因而這些礦工的收入多少實際上是由騾子來決定的。
在一個礦井下，我注意到，一個瓦斯探頭上的數字顯示為1.2，而礦工們仍在如常工作。這一數字意味著當時當處的瓦斯濃度為1.2%，按照國家的安全生產規定，瓦斯濃度超過1%就應該停工通風。但礦工們對這些數字司空見慣。在一定程度上冒險作業，在全國各個煤礦中都是一種“慣例”。
礦區的社會結構還是最傳統的那一種。我們曾與某礦區的黨委副書記和幾位礦工一起吃了頓飯。其中一個礦工，在副書記還是文學青年的年代曾是后者的詩友，有點兒喝多了。“我得跟你反映個事兒，”他對副書記說，“這個事我只跟你說。”然后他開始講述一些井下不注意安全操作規程的事例。我注意到，這位礦工似乎喜歡“哥們兒”式的人際關系，又認同著官本位的秩序，臉上交織著真誠和討好的神情。副書記的臉立刻就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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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微薄的礦工以稀飯充饑 圖/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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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西部一個小煤礦，煤礦工人每拖一船煤，都要付出吃奶的勁，礦工從一百多米的深井自挖自背一背煤一般可得一塊多錢 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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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月，山西大同，私人小煤礦的民工宿舍 圖/王軼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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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云南小煤窯上的礦工。云南產煤區集中在東北部，分布廣、煤質好、開采容易方便，向來被稱為燃料基地。除國有煤礦外，還有許多集體和個體開采的小煤窯，工作環境之簡陋令人吃驚。礦工們大部分是來自昭通、會澤一帶的貧苦農民 圖/ 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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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窯上的童工 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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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一煤礦的民工在作業 圖/王軼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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