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性騷擾事件處于地下狀態，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性騷擾訴訟只有8起
2002年12月15日，上海市首屆數字藝術交流會上，一組利用電腦科技做成的公益廣告作品呼吁抵抗“辦公室性騷擾”，其文案稱：“它不懂說不，你卻可以，不要啞忍辦公室性騷擾，求助熱線……”CFP／圖
忍了，為避免更大傷害
“在很多人眼里，性騷擾就是某些女人的過敏反應，只怪她們不守婦道，自取其辱。”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主任郭建梅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對好女人的評判標準就是不惹是生非。”
郭建梅所在的中心經常收到性騷擾受害者的求助，不過，絕大多數性騷擾事件沒有步入司法程序。不少受害者只能在姐妹間吐露苦處，交流“應對技巧”，不到萬不得已不會也不敢公之于眾。
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通過的第二天，北京某美院的頭像模特張某向北京市朝陽區法院遞交訴狀，主張其所在美院油畫系學生木某對其性騷擾，要求木某賠禮道歉并賠償精神撫慰金6000元。但張某以“性騷擾”為案由的請求未獲法院同意，最后被以“侵權糾紛”立案。
張某的訴訟代理人李律師告訴本報記者，在等待開庭的過程中，被告木某通過律師多次表達了庭外和解的愿望。盡管此案證據確鑿充分，但原告張某覺得勝訴后直面公眾的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比性騷擾本身對自己的傷害更大。幾經猶豫，最終接受庭外和解。
郭建梅對此案最終沒有開庭審理深感遺憾，在她看來，這是一次對社會進行反性騷擾法律宣傳的絕好機會。
全國首例性騷擾案原告何穎志也說，性騷擾官司對她最大的影響就是基本上沒有了朋友圈。
權利意識淡漠 導致性騷擾正當化
大量的性騷擾事件處于地下狀態。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實際發生的性騷擾訴訟到目前為止只有8起。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性騷擾訴訟則數以萬計。
10年前，《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雜志曾對美國社會未來20個最好的職業作過預測，代理性騷擾官司的律師赫然在列。10年后，該雜志的預言成真。在性騷擾訴訟風起云涌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有人戲稱，美國人隨處都會遭遇性騷擾。
例如，市政廳的一個雇員認為在市政廳展出的半裸婦人油畫對其構成性騷擾，隨即對雇主提起訴訟，法院判令雇主馬上將油畫撤走。
在這個性騷擾訴訟屢被提起的國家，總統也為性騷擾判例庫添磚加瓦，狀告克林頓總統的性騷擾案就有兩樁。除了聞名于世的萊溫斯基案之外，此前瓊斯也對克林頓發難，稱克林頓曾在她面前脫下自己的褲子。
一幅畫、一張照片、一個眼神、一種笑意惹來性騷擾官司，在美國并不顯得奇怪。而中國這8起訴訟的原告遭遇的性騷擾，無一例外都有嚴重情節，不是行為上直接的摟抱、撫摸，就是高頻率的言語侵擾。
研究跨地域性文化的外國學者發現，這種差異與不同文化中對個人意識的強調有關。在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和地區，個人權利保護的意識較強，性騷擾訴訟被提起的幾率相應也高。在這種文化觀念里，性騷擾和其他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并無不同。
性社會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教授認為，性騷擾與性的關系不大，性只是一個載體。它實際上剝奪了對方的個人尊嚴。性騷擾受害者的痛苦不僅僅是性問題，而是因為她受到鄙視、糾纏、威脅、欺辱，由此感到痛苦和恐懼。如果是一個尊重她的男人向她求愛，即使行為上再進幾分，也不會產生像性騷擾帶來的痛苦和恐懼。
中國人普遍的文化心理中，很少將性騷擾與個人尊嚴、個人權利掛鉤，更多地將它引向“好女人，壞女人”之類的道德評價，無形中增加了受害者的道德壓力。整個社會在性騷擾方面權利意識的淡漠，則容易導致某些性騷擾行為習慣化、正當化。
北京學者唐燦曾對169名婦女做過調查，其中47.93％的婦女遭受過男同事以性事為內容的玩笑、談論、辱罵。時下，辦公室里講“葷話”、說“黃段子”、對同事的身材或性特征評頭論足已見怪不怪。重慶市民何女士對本報記者說，如果這也是性騷擾的話，法院的門會被擠破的。
2001年8月，臺灣地區高等法院第一次承認言詞性騷擾，判決一經常對女護士講“黃段子”的醫生賠償受害者45萬元新臺幣。
有學者認為，中國性騷擾的地下現象和長期以來性保守傾向有關。比如，傳統觀念中的“男女授受不親”，使一些受害者對所遭受的身體侵犯羞于啟齒。
另外，不同性文化傳統對性騷擾行為的界定和容忍度也有差異。在亞洲，當眾喂奶不被視為性騷擾，但在歐美人看來，這種行為可能被提交法院裁斷。拍拍異性的屁股在歐洲人看來是種調情，如果碰上美國人就可能吃官司。中國各地帶有強烈性意味的鬧洞房，常常讓新人面紅耳赤難以忍受，也未見人訴諸法律。
反性騷擾法 不應只是道德宣示
撇開文化上的差異，中西方對性騷擾的界定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不過問動機，只考慮受害者的感受。
197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將性騷擾定義為“被迫和不受歡迎的與性相關的行為”，并將其作為一種性別歧視加以禁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認為，性騷擾就是違反被騷擾人的性意志，對其進行性方面的挑逗、觸摸以及其他形式的性行為。學者唐燦認為，只要騷擾了他人并且讓他感到不舒服，都屬于性騷擾。
John Cloud曾在《時代》周刊撰文指出，何謂“不受歡迎”，一千個律師可能有一千種解釋。瓊斯的那句“他（克林頓）的行為讓我覺得很惡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證明克林頓的行為“不受歡迎”，在法院判決之前也沒有個準數。
在中國，重慶文靜案和此前幾起性騷擾官司一樣，都發生在上下級之間。文靜的代理律師徐維華主張，胡國文是校長，處于控制文靜的地位，加上他有多年的與人相處的經驗，應該由他舉證沒有實施性騷擾。
但在鄭明潔法官看來，任何單位都有上下級，如果單純因為被告的身份、地位就輕易下結論，加重他的舉證責任，正常的交往恐怕無法進行。文靜如果認為自己不是回應騷擾，而是委曲求全、附和，那要有證據證明，但該案現有證據并不能證明這種隱秘的心理狀態。
2005年，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審結一起短信性騷擾案。在那起案件中，原告除了出示被告所發的短信外，還把被告所作的不再騷擾的保證書作為呈堂證供，最終贏得了官司。如果單憑短信，那么案件的認定將困難得多。
鄭明潔已有十幾年的審判經驗，但文靜案還是她第一次碰到性騷擾案。她對本報記者說，婦女權益保障法沒有對性騷擾的內涵和具體法律后果作出規定，有關內容對司法操作的實用性很小，文靜案中，法官只能依據民法通則有關侵權方面的條款進行裁判。
“我們畢竟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還是希望成文法能給法官辦案提供具體、明白的操作規范?！编嵜鳚嵳f。
但楊立新教授告訴本報記者，并不存在法官只管對號入座的事，法律是死的，需要法官創造性地運用，性騷擾官司也是如此。
長期關注婦女權益保護的徐維華則認為，社會對婦女法的認識存在誤區。有人認為婦女法是邊緣的法律，不具操作性，以致司法解釋沒有跟上。為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將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相關報告，建議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立法決策主流。
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案有關反性騷擾的原則性規定屢遭指責，有人認為這只是道德宣示式的立法，沒有任何實際作用。潘綏銘也曾撰文質疑這是“忽悠”中國女性的“作秀法”。
盡管如此，楊立新認為，這樣的規定表明了我國立法對性騷擾的立場，司法機關對性騷擾行為進行制裁就有了法律根據，對社會大眾也有一般警示意義。至于在性騷擾立法方面應該作何努力，他建議在將來的侵權責任法中，規定性騷擾行為是侵權行為及其構成要件和制裁方法。
反觀美國，因為職場和校園是性騷擾多發區，立法主要集中在反就業歧視法和教育法中，并隨著判例實踐逐步加強雇主責任，像沃爾瑪、通用汽車等大公司都指定了“零忍受”制度，禁止員工在來往郵件中發送黃色網站的地址，禁止他們使用帶有性意味的語言，等等。
在歐美國家，許多學校都有專門的機構受理校園內的性騷擾投訴。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和了解校園內可能發生的性騷擾行為，一些大學在其校園網上專設性騷擾網頁。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校園網列出了性騷擾的具體例子。比如，教授以性暗示的方式表達的一個擁抱、輕拍、接觸，使你感到不安或不舒服，導致你可能要退選該門課程；你的導師以性方面的喜好滿足為條件，應允給你一個更好的分數或學術方面的機會，等等。
潘綏銘教授曾預言，隨著女性自主程度越來越高，平等意識越來越強，中國的性騷擾案只能越來越多。讓法律、企業、校園、社區都為性騷擾設置監控器，在社會系統內開辟投訴、訴訟等多條渠道，美國應對性騷擾的成熟做法可資借鑒。
取證難困擾性騷擾官司
反性騷擾入法后首起案件一審敗訴
法院取證的尷尬
接到一審判決當天，重慶市巴南區南彭小學教師文靜就決定上訴：“我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
文靜的委托代理人、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的徐維華律師也認為，一審法院在取證上不公。
而被告南彭小學原校長胡國文則對判決結果很滿意，“通過法律程序最能說明問題?！?/P>
文靜顯然不認為法院的判決說明了問題：“太荒唐了！同樣是在舉證時限內向法院申請調取證據，結果法官調的80條信息全是我發給他的！”
去年8月開始，這起女教師狀告男校長性騷擾案廣受關注。徐維華律師告訴本報記者，這是性騷擾載入法律后的第一起開庭審理的案件，本案與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新規定實現了對接，社會各界都把這起案件作為標本。該案的一審主審法官鄭明潔也對本報記者說，她和其他合議庭成員都感到壓力很大。
證據問題一直是性騷擾訴訟中的難題。巴南區法院在這個問題上遭遇新的尷尬。面對原告在取證方面的質疑，該案一審主審法官鄭明潔告訴本報記者，法院在原告申請取證后的第一時間和聯通公司進行了溝通，當時恰逢重慶召開亞太地區市長峰會，聯通公司的網絡大范圍檢修，無法調取胡國文發給文靜的相關短信。
這樣一來，法院采信的當事人雙方的來往短信，就是文靜發給胡國文的80條和文靜手機上保存的胡發給她的19條。
“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作出的判決顯失公平，很牽強?！毙炀S華說。
鄭明潔法官向本報記者解釋，聯通網絡對客戶短信的保存期限只有3個月，即便能順利調取到相關短信，那也只是6月初到6月下旬的短信，這段時間的短信文靜手機上已有留存。
一審判決認為，從文靜發給胡國文的80條短信內容來看，文靜對胡國文發送的信息并未表現出反感、拒絕和不歡迎。原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被告對原告進行了短信性騷擾。其中，“言簡意賅，你的需要讓我很滿足”、“是呀，回家，我還是只有回家，龜縮在那幾平米里調整心情”等短信，在判決主文中一一列出。
兩相情愿還是被迫周旋？
“真是無風不起浪?！甭犝f過此案的彭先生對本報記者說。從短信來看，多少有點“一個巴掌拍不響”的嫌疑。
文靜有苦難言，“發這種短信也是與胡國文周旋的一種方式?！彼f，從2001年開始，胡國文就一直用言語、行為和大量短信對她進行騷擾。她從一開始就抱著“能逃就逃，能推就推”的心理，“在他手下做事，要保護自己”。
文靜告訴本報記者，這種周旋并沒讓她解脫，相反，每次從南彭小學操場上走過，胡國文的短信就讓她心底發毛，大意是，“每次你從操場上走過，我都在默默地注視著你。”
在胡國文看來，這些“周旋”的短信便是“兩相情愿”的絕佳證據，“她就是想當幼兒園園長，想評先進，想調動，所以主動給我發短信。”
去年6月25日，文靜的丈夫喻紹凱看到了胡國文發給妻子的短信。當天，喻紹凱打電話給胡國文，讓他以后不要亂來。文靜告訴本報記者，她和丈夫都希望私下解決這件事，但胡國文卻對他的行為矢口否認。
文靜一下子發現沒辦法跟老公交代。從7月開始，她數次向巴南區教委反映胡國文騷擾一事，在得不到令她滿意的行政處理結果后，她向當地媒體求助。一位記者告訴她，她遭受的是典型的性騷擾，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那時，文靜第一次聽到“性騷擾”這個說法。
去年8月，文靜提起訴訟。雖然當時“性騷擾”已經寫入婦女權益保障法，但并未成為巴南區法院立案的獨立案由，法院以“人格尊嚴權糾紛”立了案。
“一個女人攤上這種事很不好聽，可我真的是走投無路了。”一邊是可能出現的婚姻裂痕，一邊是可能更加惡劣的工作環境，文靜稱自己打性騷擾官司是破釜沉舟之舉。
“這畢竟不是件光彩的事”
但官司給家庭造成的影響遠遠超出文靜的預想。
起初，丈夫答應為她作證，后來又反悔了。喻紹凱告訴本報記者，“從一開始我就覺得這官司打不贏。”
在文靜的夫家看來，官司打贏了頂多給胡國文一個教訓，對文靜來講調離南彭小學是最好的辦法?！斑@畢竟不是件光彩的事?！蔽撵o的婆婆胡女士對本報記者說。
喻紹凱力勸她撤訴，稱如果撤訴，他們還可以過回原來的生活。文靜拒絕后，喻紹凱于去年10月提起離婚訴訟。他向本報記者強調，想離婚只是因為“雙方性格不合”。
文靜對離婚一事表現得很坦然，但她也告訴本報記者，在多方投訴到最后打官司的整個過程中，她只在丈夫提出離婚時哭了。
這場性騷擾訴訟也給被告胡國文一家罩上了陰影。
因為之前區教委已經對胡國文做過調查，并將他調離南彭小學到鎮教辦任職，重慶一家媒體也對此事作了報道，接到立案通知書那天，胡國文沒有太多的意外，“只是心情很沉重，我還要面對家人?！?/P>
胡國文的妻子石女士原來是南彭小學的代課教師，和文靜是同事。在文胡對抗公開化之后，學校為了避免雙方發生直接沖突，將石女士辭退。石女士見到本報記者，沒說幾句就開始落淚。
去年，南彭小學這所區里的重點學校的評級從優秀降至良好。蔣校長對本報記者說：“很正常，因為出了這個事?！?/P>
在南彭小學的幾個老師眼中，這官司并不突然。一位數學教師說，在一個越來越開放的社會里，這種事情只會越來越多。該女老師戲稱，女人長得不漂亮也是一種福氣，能少惹麻煩。一位蔣姓男老師則認為，漂不漂亮不是問題關鍵，更多的要靠人們的道德自律和對交往尺度的把握。
“太遺憾了，當時沒有保存更多的證據?！蓖徸屛撵o很沮喪。去年7月寫給巴南區教委的投訴中，她列出了被胡國文騷擾過的其他女教師的名字，可“最終只有我一個人站出來”。
■鏈接
婦女權益保障法關于反性騷擾的規定
?。?005年8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修正）
第40條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
（來源：南方周末）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