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意大利與澳大利亞的八分之一決賽，這本是一場沒有多少懸念的比賽，但最后一分鐘黃健翔“失控”的解說，成為賽后被議論最多的話題。他不是第一次因在解說中發表個人觀點而陷入旋渦，2001年9月7日，中國隊與卡塔爾隊的世界杯外圍賽，他曾批評主教練米盧用人不當，引發一場“掃黃”風暴。當時，《足球報》資深記者李承鵬認為:黃健翔說了什么？這個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個大眾對此事采取的態度——舌頭并不重要，它只是胃的探測器，大眾的表達工具。當它不能滿足胃的需求時，大眾必須瘋狂地否決它！割掉它！舌淪落為胃的附庸。這種“反芻式”的大眾運動在任何一個歷史時刻都會出現，誰與大眾對抗就要砸死它，粉碎它，再踏上一萬只腳。
每個觀眾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觀點，如果足球是一種包容性的游戲，那么解說員并不擁有不被批評和質疑的特權（在任何領域，誰都不擁有這權利），至于說解說員是不是大眾的“代言人”，在此次“解說門”事件中，四川一報社的評論員這樣說:“觀眾并不認為，評論員就要代表什么，每個個體都不需要一個電視機里發出的聲音來代表。每個人都是有自我意識，有評判標準的成年人，無須誰來為之代言。但是在中國，一個評論員的工作太復雜了。首先他必須公平，其次他要體諒所有人的心情，他得像一個保姆哄騙小孩那樣告訴電視機前的觀眾，勝利者都是技術超群，失敗者都是意志堅定。他得暗示，球場上發生的所有事情，既符合物競天擇，又飽含人文關懷。評論員必須隨時隨刻對自己進行自我審查，讓自己嘴中吐出的都字字珠璣且政治正確。中國隊沒有入圍，希望鄰國球隊為我們挽回面子。講技術的日本隊出局，那么韓國人的意志一定能給我們啟示。韓國隊出局了，那么沙特人要為亞洲的尊嚴而戰。沙特人出局了，自然的，澳大利亞人就是我們的希望，哪怕澳大利亞人喜歡袋鼠可能比喜歡北京人更多一點。澳大利亞輸了，那么我們還有黑人兄弟。所以，當黃健翔為他摯愛的意大利足球發出幾聲歡呼，就有人出來說:我那小小的亞洲人的心靈受傷害了。”
很難說，這位評論者建立起來的“政治正確邏輯”是否真是電視解說的標準，但他指出來的一個事實卻很清晰，那就是“代言人體制”，電視里出來的聲音要盡量滿足大多數人的趣味和要求。尤其是當這個解說代表著中央電視臺的時候，中央電視臺本身代表著一種特殊身份。另一種說法是，既然作為一個特殊身份的解說人，你就應該不以一個球迷的狀態，如果你以一種極端的傾向性來解說，如果你再聲嘶力竭地大喊“萬歲”，你就對大眾的欣賞構成了干擾，或者說你用解說的權力對不同心態的觀看大眾構成了壓迫。一個解說員究竟怎樣來理解與處理自己在解說中的趣味與個性，這都是現代傳媒急需討論的問題。對這次事件，也有觀眾抱著更寬容的心態，他們認為某些適時的瘋狂也應該被理解，一個張揚的人畢竟是可貴的，即使是一種不應出現的情緒，也不應該把負面效果無限放大。
我們這個社會畢竟是越來越理性了。盡管網絡上一下子出現各種模擬音頻，那段解說詞變成了一個娛樂滾動的詞牌——“減字黃健翔”，但黃健翔只缺席了法國和西班牙的那場八分之一決賽，就又回到了解說席上。這個故事被西班牙《阿斯報》寫來非常簡單:中國一解說員在評論意大利和澳大利亞的比賽中，有失中立立場，他大喊“意大利萬歲”，并對失敗的澳大利亞語帶嘲諷，這引起了球迷的議論和批評。這不是第一次，上次世界杯，中國的一位女性評論員在阿根廷隊被淘汰之后就很不適當地哭了。
一切都很正常，瘋一把和哭一把都是宣泄，大家跟著熱鬧一下，不就完了？但我們擁有把一切簡單故事八卦化的本領。
第一個八卦是，當場比賽前幾分鐘，電視信號中斷，觀眾看不到比賽畫面，盡管黃健翔已經解釋，現場監視器的畫面也中斷了，但有消息靈通者說，真實情況是，當時有一個身穿澳大利亞隊服的家伙，手舉反華標語從球場上跑過，這引起黃健翔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所以在比賽結尾才會對澳大利亞表露出強烈反感。
這個“八卦”太笨拙了，我相信，即使有人手舉標語跑過球場，他舉的標語也是反對阿迪達斯公司用袋鼠皮制作球鞋的，這和澳大利亞更有關系，而且，他不能穿衣服，作為一個激進環保分子，穿什么樣的衣服都可能不太正確。但制造這個“假新聞”的邏輯更有意思，在多年的教化之下，許多人的思維都已經“國有化”了，解說員擁有所謂“公眾話語權”，解說員的思想情感也都是國家的，所以他對澳大利亞的不滿一定基于他們冒犯了我們。
第二個八卦是，黃健翔在那次解說后被停職（或辭職），中央臺已經派韓喬生老師去德國接替他工作。在法國對西班牙那場比賽中，劉建宏非常深情地說，我多么希望這兩個隊都進八強啊。這話放在平時并不為過，但在特殊背景之下，倒像個深刻的笑話，絕對的中立絕對的客觀，但還是有些感情色彩。憑什么這兩個隊都該進八強，那誰該下去呢？
這第二個“八卦”牢牢地把個人與制度的沖突安排在黃健翔與中央電視臺身上，黃健翔冒犯了制度，必然受到制度的懲罰。在他重新開始解說前那幾天，許多人都深信這個邏輯，他們懷疑自己聽不到黃健翔的聲音了。但事實證明，中央電視臺的領導比那些編造謠言的人要英明得多。
這兩個八卦，這兩個謠言，這兩個假新聞，比“解說門”事件本身更生動揭示了我們生活中的某種悲劇性。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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