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06日10:05 中國青年報
一個學生舉著印有候選人姓名的糖果。
競選現場。
競選現場。
和馬丁·路德·金一樣，黃浩芃的競選演講主題，同樣是“我有一個夢想”。
但不同的是，這個14歲男生的夢想，只是成為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屬學校的學生自主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生會”）主席。
在剛剛過去的2009年年末，他已經夢想成真。學校里，隨處可見這個新任學生會主席的大幅海報。海報上，這個戴著眼鏡、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八年級學生，正高舉右手，做出一個揮拳的動作。
這張獲勝者的海報，只是這所擁有某種獨特氣質的學校的一個縮影，還有更多讓人驚訝的事情，正持續不斷地發生著。
在這里，每年的10月15日~11月15日，是約定俗成的“競選月”。學生會的主席要經過班級、年級到學校的層層公開選舉，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學生選民投票產生。一個見證過“競選月”全過程的中央電視臺記者說：“這和美國總統大選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這里，學生會的主席有權組織自己的“內閣”。在每月一次的校長例會上，他和“內閣成員”們將對學校的公共事務提出意見和建議，校長會一一記錄，然后當面解釋，或立刻作出整改。
在這里，有一個40多人組成的學生記者團，成員遍布每個班級。在每周一的早會上，他們能夠通過廣播站，對教師甚至校長本人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
最有代表性的場景是，只要沒有特殊原因，學校的校長一定風雨無阻地站在校門口向學生鞠躬，并要求學生也對他鞠躬還禮。
5年多來，這所坐落于深圳市著名富人區“華僑城”中，被每平方米6．5萬元的豪宅、種滿名貴花木的園林和高爾夫俱樂部環繞的公立九年一貫制學校里，50歲的校長李慶明，正致力于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張。
“我們要挖掘每個孩子身上的潛質。但如果達不到這個目標，也沒有關系，他可以當一個好公民。”李慶明說。
“如果我漠視自己的權利，不對身邊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那是我的錯”
李慶明培養“好公民”的第一個努力，是讓孩子們學會選舉。
他從2004年開始推行學生競選制度。剛開始，他只選擇了一個四年級班級作為試點，但效果“出人意料的好”，于是第二年，他便把競選推廣到整所學校。
每年10月15日~11月15日，是學校雷打不動的“競選月”。小到每個班級的班長，大到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團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都由學生選舉產生，每人一票。
李慶明和教師一起，為“競選月”確定了嚴格的程序和制度。一屆學生會主席的選舉，先要通過班級海選和年級海選，從高、中、低年級各選出兩名候選人；然后，在全校的競選大會上，6名候選人要經歷演講、才藝展示、公開辯論、回答選民提問等各個環節；最后，經過全校1800多名學生的幾輪投票，選出獲勝者。
選舉章程規定，任期一年后，主席自動離職。學校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公證小組”，負責監督選舉過程以及計票。這個機構的成員，通常由已經卸任的學生會成員擔任。
一個叫孫曉峰的學生，連續參加了4年競選，并在2008年成功當選學生會主席。一年后，他離職，卻拒絕了進入“公證小組”。
“我承認，自己是有私心的，”這個前學生會主席解釋自己的動機，“我知道哪些學生更適合進入學生會，但這種判斷，會影響我在公正小組的工作，這樣對其他候選人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寧可放棄這個職位，讓所有人都在一個公正中立的環境里競選。”
在競選過程中，孫曉峰給李慶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2005年到2008年，孫曉峰連續參加了三四年競選，雖然屢戰屢敗，卻始終不放棄。
第一次參選，他比第一名少了600多票。但就在宣布結果時，出人意料的一幕發生了，在演講臺上，這個五年級男生非常有風度地向自己的對手握手表示祝賀。但走下臺后，他卻躲到角落里，抹起眼淚。
曾有人問過孫曉峰：“如果有一個機會讓你競選“華僑城”社區的人大代表，你會怎么做？”這個15歲的中學生考慮了幾分鐘，便說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訪社區的各戶居民，了解他們的需求，然后再告訴選民們，如果自己當選了，能夠為他們做些什么。在選舉的宣傳上，他會在社區各處張貼自己的宣傳海報，然后定期舉行競選演講，并且和“智囊團”一起，為自己的選舉確定一個系統的，能夠持之以恒的方案。
“公務員就應該為公民服務，如果沒有做好，那是他的錯，但如果我漠視自己的權利，不對身邊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那是我的錯。如果大家都漠視了，這個社會怎么能進步？”經過4年的競選洗禮，這個嘴角剛冒出稀疏胡楂兒的九年級學生已經對公民、權利這些字眼非常熟稔。
“一顆嬌嫩的自由民主的種籽，已經植入你我的心中”
這更像是一場發生在少年間的選戰。
為了獲勝，候選的學生開始學習如何動員身邊一切資源。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他們會和孩子一起學習各種才藝，幫助孩子修改演講稿、準備公開辯論的題目、糾正他們的演講姿勢。
每個候選人都有自己的“智囊團”，并在宣傳上各出奇招。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到各個班級去散發；有人帶著助手，在操場上抬著自己的大幅海報轉圈，還喊著整齊的口號；甚至有家長在學校周圍升起10多個大氣球，氣球下方的橫幅上寫著孩子的名字，號召選民投他一票。
當然，無論用什么樣的方式，每個人都會強調同一個口號：“為同學們服務。”這是由校長確定的主題。
黃浩芃依然記得初次登臺參加競選時那種“緊張感”。在此之前，他是個內向的男生，雖然成績一直很好，但他很少在公共場合說話，也從來沒有當過班干部。有段時間，身為某國企高管的母親，一度還想讓他轉學，因為這個新學校才成立了兩年多，她很擔心孩子的“學業問題”。
2008年，他決定參加競選。第一次演講，他全身都在發抖，腳抖得“幾乎站不住”，左手拿的發言稿“抖得嘩嘩響”，右手“抖得連麥克風都拿不穩”，他好幾次用力握拳，試圖固定住麥克風，卻發現“手有點不聽使喚”。原本設計的開場白是大喊一聲“大家好”，可他緊張得控制不住聲音，一開口就破嗓了，臺下的選民噓聲一片，他在臺上聽得清清楚楚。
“豁出去了，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往下念了。”時隔一年，這個男孩回憶起當時的場景，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反正只是抱著嘗試的想法去的，凡事總得有第一次吧。”
克服了初期的緊張后，他覺得和這個舞臺“越來越熟悉”。在接下來的幾個環節中，他開始逐漸地適應了競選的節奏，在才藝展示詩朗誦《海燕》中，他甚至做出了一個“在排練時都很難練好”的展翅飛翔的動作。
這個初次參加選舉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后一個環節，在全校1719張學生投票中，他以20多票的微小差距，輸給了孫曉峰。
在接下來的一年里，黃浩芃并沒有閑著。他決心要參加第二年的“競選”，并成為最后的勝利者。
他開始關注新聞里那些播音員播報新聞的方式，也開始模仿電視上那些政治人物的舉手投足。他的“智囊團”，則早早從各個方面對他的“競選”提出建議。作文好的人幫他修改演講稿，美術好的人設計海報上的各個細節。甚至，一位演講顧問會告訴他改正在臺上的一些小動作，并糾正他演講時的語氣與節奏。
在11月15日全校競選日那天，他和“智囊團”抬著自己的大幅海報，到各個班級去“拉票”，一個在音樂方面有特長的“助手”，還帶了一支長笛，走到每個班級，都會吹上一曲。
在演講臺上，他說出精心準備的演講詞：“一年前，我與今天一樣，信心百倍地站在了這里，我落選了。但是今年我又來了，因為我不想錯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刻，因為無論是對于我，還是你，無論是對于學校，還是中國，今天都是一個超越平凡的日子，因為在這樣的日子里，一顆嬌嫩的自由民主的種籽，已經植入你我的心中，并悄悄成長。”
他最終如愿以償，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獲得了1120張選票。新任學生會主席工作很賣力，挑選了“很精干的內閣成員”、“整頓了學生會工作的風氣”。他要求助手們每周都寫工作計劃，在每周例會上共同討論。
黃浩芃的母親，對兒子的學業多少有些擔心。她希望兒子在“服務好同學”的同時，也能保持住現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績。畢竟，“無論學生會的工作做得多么好，最后能有好成績，考上好大學，才是根本”。
但黃浩芃卻對自己的未來很自信。他覺得，“在這所學校里學到的東西，無論走到什么地方，都用得上”。
“要鼓勵學生成為公民，首先要保證他們能有一個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
當了近30年老師，陸平還是第一次被 學生當面批評，而且還是在校長主持的學生會例會上，這讓她“當時多少有些不適應”。
事情說來也簡單：2009年12月最后一周，陸平主持的學校“公民養成中心”，接連舉辦了兩場活動。學生們覺得這周活動安排過于密集，而上一周卻什么活動也沒有。于是，在每月末的學生會例會上，有學生會的干部當著校長的面，對此直接表達了不滿。
按照會議的程序，接下來，陸平便向學生解釋，原本安排義賣活動的第三周，恰好趕上初中學生的月考，為了不耽誤考試，才作了這樣的調整。并且，她向學生表示，“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動的周期上，一定會注意頻率和方式”。
作為每月一次例會的參加者，陸平直言自己“有壓力”，因為“你不知道孩子在會上會說什么”。
的確，這樣的會議已經舉行了將近5年，在與會教師和學生們的回憶里，會議上的議題五花八門。從“室內球場的通風條件不好”，到“學校魚池的換水不夠及時”；從“教師拖堂，沒有按時下課”，到“初三的課程過多，占用了學生社團的活動時間”；從“集會散會后的地面紙張無人清掃”，到“檢查廁所衛生的學生，最好注意性別”，幾乎囊括了學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細節。
最為“尖銳”的時候，學生甚至直接對校長本人提出了批評。
有一次開會，李慶明不斷地接聽手機，有學生便提出：“希望校長能夠尊重我們，開會的時候不要打手機。”
李慶明只得放下手機，向學生們解釋，剛才的電話，是為了去落實學生們提出的建議。但從此以后，他開會時都把手機調成了靜音。
這樣的監督與批評，不僅僅發生在學生會的例會上，而且發生在許多更為大型的公共場合。在某次周一的早會上，有學生會記者團的播音員播報了一個小記者寫來的稿件。稿件中稱，上周的升旗儀式上，有幾位老師在交頭接耳，“希望這幾位老師能夠尊重國旗”。
更令人吃驚的是，記者團并非只會批評，孩子們“居然也懂得斗爭策略”。在時隔一周的周一集會上，記者團的播音員又播報了一篇稿件，文中稱，“在上一周的集會中，那幾位老師沒有再出現交頭接耳的狀況，這說明他們虛心接受了批評，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學學習”。
看著這些“小屁孩兒”們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嚴肅認真的大人樣子”，陸平有時候也會覺得“很搞笑”。
在她的記憶中，有這樣一幕在成年人看來頗為有趣的場景：有一次會議時間延長了，一個三年級的學生會干部，一本正經地看了看手表，然后舉手說：“校長，會議的時間已經到了，你看我學習也很忙，我媽媽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嗎？”
但在覺得有趣之余，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這所學校里，師生關系確實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樣的改變”。她甚至會用“公民社會”和“臣民社會”的區別，來解釋這種變化。
“以前的孩子很順從，將就老師，而老師也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釋，”她說，“但現在不一樣了，在公民社會里，我們也是為學生服務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開透明，讓接受服務的人滿意，這不是很好嗎？”
而在李慶明看來，這種新型的師生關系，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標之一：“我們要鼓勵學生成為公民，首先要保證他們能有一個表達意見的暢通渠道，鼓勵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這才是公民教育的應有之道。”
“這能讓我體會到一種平等和尊重”
在深圳的教育界，李慶明是一個公認的“爭議人物”。
在學校老師和朋友們的眼中，這是個“精力超人、多才多藝”的校長。他能用意大利語演唱“具有專業水準”的歌劇，還能畫一手漂亮的鉛筆畫；上大學的時候，他的100米能跑出11.2秒的成績，至今仍是那所高校無人能破的紀錄。在學校里，大到各種規章制度的確定，小到校門口張貼的標語上的標點符號，事無巨細，他都親自過問；同時，他還兼任著一本全國教育類期刊的執行主編；一忙起來，這個50歲男人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在椅子上打幾分鐘的盹，又精神抖擻。
但在許多教育局的領導和同行眼中，這又是個不折不扣的“異類”。在深圳教育界，他有著“瘋子”，“狂人”的外號，每年，圍繞著他的去留，都有諸如“死定了”、“馬上就要被調走了”之類的傳言。
自從2004年正式擔任這所學校的校長以來，李慶明一直致力于“在學校上滲透公民意識”，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張歸納為5點：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倫理、公益服務精神、公共事務參與和公理世界認同。包括“競選月”和每月一次的學生會例會，都是他一手推行的。
但理論一轉化為實踐，就出現了種種在旁人看來“很難理解的行為”。引發爭議的核心問題是，李慶明作為一個九年一貫制學校的校長，“不去好好抓教學，卻成天搞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5年來，只要沒有特殊原因，每天早上7點20分學校開門，這位校長一定風雨無阻地站在校門口向學生鞠躬，并要求學生也對他鞠躬還禮。
“我們總在說要尊重孩子，與孩子們平等相處，但能夠用什么樣的方式，來讓孩子們直接感受到這種尊重呢？我覺得鞠躬就是一個最好的辦法。”他解釋道。
不過，一開始，學生們也很不適應，反應也大不相同。有孩子看到李慶明鞠躬，嚇了一大跳；有孩子直接愣在門口，半天反應不過來；還有孩子看著鞠躬的校長，錯愕地跑進學校里，連頭都不敢回。
學校里的老師們也對這個新任校長的“出格舉動”議論紛紛，甚至有人寫信到教育局告狀，稱校長在學校推行“日本式鞠躬”。哭笑不得的李慶明只能翻出《禮記》告訴教師，鞠躬禮是中國自古就有的禮節。
即使是李慶明本人，在剛開始鞠躬時也很不適應。尤其是消息傳開，引來了許多家長和路人圍觀，他一邊鞠躬，一邊心跳加速，“臉燒得通紅”。
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個鞠躬的校長，成了這所學校一道感人的風景。有媒體評論稱：“近6年的鞠躬，他把孩子們的心鞠得純粹了許多。”的確，已經習慣了校長向自己鞠躬的孩子們，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報著對這個校長的尊重。
有一個低年級的小女生，經常在鞠躬之后，偷偷地往李慶明的手里塞上兩顆糖，然后飛快地跑走。
有一個冬日，一個初三的女生走進校門，李慶明向她鞠躬，她也還禮，然后走到李慶明身邊，對著他的耳朵悄悄說道：“校長，天氣冷了，你要加件衣裳。”
一年級學生袁縱橫的家長張紅也記得，兒子頭一天到學校上學，她送他到學校門口。起初，她并不知道有校長鞠躬這件事，但兒子背著書包走過李慶明身旁時，這個校長照例向這個孩子鞠了一躬。
這個時候，她看到兒子停了下來，想了一小會兒，便轉身正對著李慶明，畢恭畢敬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然后高高興興地跑進了學校。
那一瞬間，這個母親一下子沒控制住自己的眼淚。
“我從來沒有教過他鞠躬這個事情，但校長做了，他也照著做，我相信，這會在他的心靈里留下一個深深的烙印，以后，他長大了，也會同樣去尊重別人。所以，我要感謝李校長，給我的兒子上了生動一課。”她說。
今年12月24日早上，李慶明同樣站在校門口鞠躬，但多少有些不一樣的是，他穿上了圣誕老人的衣服，在向學生鞠躬之后，他還會往學生手里塞上幾顆糖。
但四年級學生桑雨晴卻對校長的裝扮不太滿意：“糖是挺好吃的，可他要是能貼上圣誕老人的白胡子，那就更像了。希望他明年改進吧。”
在桑雨晴的記憶中，看上去和藹可親的校長，一共和她說過3次話，談話的內容她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一次是站著，一次是彎著腰，一次是蹲著的”。
“我最喜歡他蹲著和我說話，其次是彎著腰，最不喜歡他站著說話了，”這個小女孩認真地說，“因為蹲著離我最近，這能讓我體會到一種平等和尊重。”
“我們要教育孩子們成為有靈魂、有情懷的公民”
“鞠躬風波”剛剛平息沒多久，2006年，李慶明又在學校里做了一件“讓人大跌眼鏡”的事情，再度引發了一場大爭議。
這年暑假，學校里一個男生跳樓身亡。在一向重視安全的中國教育界，處理這類事情的通常做法，都是“家丑不可外揚，低調解決”，但李慶明卻決定在學校里舉行一場悼念儀式。
消息傳開，一下子炸了鍋。在很多人看來，讓這些未成年人過早地接觸死亡，容易造成他們內心的不安和恐慌。還有一個教育局的領導問李慶明：“事情弄大了，萬一引來了媒體，到時候收不了場，該怎么辦？”
“我只是想讓孩子們正視死亡，這樣他們才能更加尊重每一個生命。”面對每一個前來質疑的人，李慶明都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
而悼念儀式的舉行，也起到了李慶明期望的教育效果。
這個男孩所在班級的班主任老師，特意選擇了一張男孩生前快樂地吹泡泡的照片，“來表達這個逝去生命曾經有過的最為陽光燦爛的一面”。
在低沉的音樂聲中，這個班級的孩子手捧著鮮花和蠟燭，緩緩走到教室中央，把鮮花放在正中間，再將蠟燭放置在鮮花的四周，組成心形。然后是一分鐘的默哀儀式，整個教室里鴉雀無聲。
隨后，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剛剛創作的小詩，來表達自己的悲傷和惋惜，男孩的好朋友們也陸續上臺發言，回憶起和小伙伴相處的點點滴滴。
在場的人們都哭得淚眼朦朧，李慶明無意中看見，那位之前提出過反對的教育局領導，也在人群中擦眼淚。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李慶明又在學校里組織了全校師生的悼念儀式，他從巴赫的樂曲《Air》中節選出一段52秒鐘的旋律，學生們雙手十指并攏，低頭在心中默默祈福。
如今，這種生命教育已經成了學校的常態。每天的早操結束后，學生記者團便會播報前一天世界上發生的災難新聞，然后全校學生在《Air》悲傷旋律的陪伴下，舉行一個一分鐘的靜默儀式。
有學生在校內論壇上這樣說道：“當自己和父母之間產生特別大的分歧時，我也曾沖動地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但參加了‘靜默儀式''后，我開始明白生命、親情和友情的可貴，今后我將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留言，讓李慶明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們要教育孩子們成為有靈魂、有情懷的公民。這些悼念儀式，就是教給孩子們這些層面的東西，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學生，是只懂得知識技能、只懂得謀生之道的人。”他說。
“幾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對自己對社會負責任的人？”
無論是“競選月”、“鞠躬教育”，還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都是“一種很難讓常人理解的超前行為”。一名學校老師說，根據自己的了解，教育局領導桌面上關于李慶明的告狀信，已經有厚厚一疊了。
但李慶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他甚至認為，這幾十年來的“德育教育”，已經被歷史事實證明，是“完全失敗的產物”。
“這些年來，我們的德育教育，總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號，我們幾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對自己對社會負責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鏡，“對學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們能做一個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有情懷。”
這個50歲的校長，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校長。在一篇題為《尋找知識分子》的演講中，他這樣寫道：“這4年多來，我最關注的就是，如何為一所學校灌輸一種獨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年了，我依稀感受到這種精神已經在我校氤氳化生、凝聚成氣。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時甚至得意地認為，即使我離開此地，誰也無法再輕易地拋棄這種自由精神、獨立品格和高蹈情懷。”
2007年，學者丁東曾應邀到學校來訪問，他旁聽了一節九年級學生的歷史課。課堂的主題，是4部關于恐怖主義的影片。
根據丁東的回憶，在課堂上，學生討論起這樣的主題———恐怖主義有什么特點？它產生的原因是什么？人類應當怎樣對待恐怖主義？如何看待中國青年前幾年為“9·11”事件喝彩的現象？
這些初中生，在課堂上爭相發言，各抒己見，成人能提出多少種看法，他們也能提出多少種看法，甚至能提出許多連成人也想不到的見解。而教師的作用，則是引導學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尋求倫理的底線，不要求統一的結論”。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說：“這所學校的學生，無論學習成績、藝術修養、公民意識，都有良好的發育。中國能有100所這樣的學校，未來就大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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