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應愛白網之邀為《認識同志》手冊而寫的，經作者與《家庭》雜志編輯合力修改后，在《家庭》2006年8月上半月版以《做勇敢母親，給同性戀兒子一顆勇敢的心》為題率先發表。這里刊出的是原稿。
為了心中的彩虹
□吳幼堅
2005年11月8日，南方報業集團《南方都市報》刊出對我兒子的專訪，照片清晰，標題醒目：《廣州公開同性戀者身份第一人鄭遠濤：我有責任公開同性戀者身份》。11月16日，南方電視臺在《今日一線：封面故事》中，播出了我和遠濤接受采訪的錄像。據說在國內我是第一個以“同性戀者的母親”身份在電視上亮相，因而被主持人介紹為“勇敢的母親”。隨后，我和兒子又接受了羊城晚報報業集團《新快報》和廣州電視臺的采訪。一時間，成千上萬的人知道了我的“勇敢”。對此，人們褒貶不一，而我自己則同兒子一樣，“勇敢”出自責任。
兒子告訴我他是個同性戀者
我在粵北山區當過知青，搞過文藝創作；在粵西國企干過政工；回廣州后一直編文學雜志。先生是教師。歲月流轉，喜得獨生子遠濤時，我33歲，先生40歲。我們陪我離休的父母度晚年，兩代人對遠濤既不溺愛也不苛責。兒子有了這樣自由、寬松的成長空間，逐漸長成知書識禮、正直善良的小伙子，是班干、團干，很讓家長放心。他愛好文學藝術，性格、氣質與我有相似之處，我們母子間交流越來越多，彼此信任，他覺得和我關系更像朋友。
兒子大約在初中階段就越來越清楚自己的性傾向，但真正愛上男性卻是在高一時，那是他的同學。兒子明知對方是異性戀者，但還是向他坦白了性傾向，不是求愛，而是希望好朋友分擔這個秘密。可能這個舉動太出人意表了，對方從此有意無意地避著他。同時，很喜歡他的女生曉寧與他越走越近。我和先生看見他倆常為班上出墻報的事在我家寫寫畫畫，學習成績排名又常挨在一起，你追我趕的，私下覺得挺好。不料兒子主動對我說：“爸爸媽媽一定以為我和曉寧在戀愛。不是的，我和她都明白不是的。”我說：“是也沒什么，年輕人總應該交朋友的，掌握分寸就是了。”我和先生都以為兒子或者未意識到、或者不好意思承認正處在初戀中。其實兒子已告訴曉寧自己是同志。雖然他也喜歡她，但不是愛情。10年后的今天，他倆仍時常來往，互為知己。
兒子說他最喜歡的音樂人黃耀明是同志，我常聽兒子播放他的歌，一起欣賞他演唱會的VCD，覺得這個人才華出眾（后來我才知道文藝界不少名人如白先勇、張國榮等都是同志）。兒子還不時向我推介同性戀題材的中外電影、小說，交流心得。我自己也帶著探究心理讀了些紀實類書籍。這一切，無形中為我作好了心理鋪墊。兒子讀高三期間的某一天，我對他講了自己新近的一段感情經歷，他聽完說道：“媽媽，你告訴我這么多，我也告訴你一件事。”隨后他說出了自己的性傾向。我并沒有大驚小怪，因為我明白同性戀不是心理或生理疾病，只是一種與異性戀不同的性傾向。但我從母親的角度本能地關心兒子能否找到滿意的愛人。我說，多少異性戀者尋找一生都未必遇上如意的伴侶，同性戀者人數少，又不敢公開身份，你上哪兒去找朋友啊？兒子說自己還年輕，不急；同志人群有社團、網站，只要自己是優秀的，總可以找到相愛的人。我又說：“既然還沒有對象，那就等上大學甚至工作之后再看吧，說不定有些很優秀的女性令你動心呢。”他有個從幼兒園就同班的女同學，各方面都很出色，兩人又惺惺相惜，交情很深，我說這種女孩不可多得，你怎不考慮她？兒子笑著回答：“我不會愛女孩子，就像媽媽你不會愛女人，都一樣是自然的。”既然如此，我只好叮囑他與同志交往時謹慎些。其實我一直相信兒子的品味和選擇是錯不到哪兒去的。先生聽我轉述了兒子的話之后，說道：“他現在還小，未定型，長大以后會轉變的。”
我們尊重兒子的同性之愛
我們尊重兒子的志愿，由著他報考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文學院，后來更由著他選學了最喜愛但不熱門的英美文學專業。兒子學習出色，擔任戲劇節參賽劇的導演又奪了幾個獎項，在學生中頗引人注目。大一時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寫出自己對同性愛的切身感受，老師給了高分，并要他在全班朗讀該文。以后他又將性傾向告訴了一些同學、舍友。大學畢業后他進入出版集團當編輯，依然在同事中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我們做父母的欣慰地看到，兒子活得真實、坦誠、快樂。
遠濤讀大二那年，通過愛白網與搞美術的揚相識相愛。我和先生都認可他倆的關系，歡迎揚來我家過夜。我生日那天，揚買來鮮花、蛋糕，正式與家長見面。席間，我詢問了他的家庭情況、個人經歷，覺得他倆很合適。他們確實給彼此帶來莫大快樂。可惜揚沒有勇氣向家長公開同志身份，雖然他自己說對女性和男性的愛是三七開，但他還是決定放棄仍然愛著的遠濤，接受一個女孩。初戀就這樣結束了，兒子起初很傷心，但過后想想這樣也好，給了自己經歷更多的機會。我曾十分擔心他再遇不上與自己如此默契的同志，他卻說：“失去好的，再找更好的。”在接受愛白網站《我做名人》訪談時，遠濤表示：“一個人有強大的自我就不怕別人對他做什么。‘不居則不去，’——有愛人的時候，我不自恃這種善變的擁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還在，生命還有許多別的趣味，傷痛一過，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陽光下了。”
決定做愛白的嘉賓前，遠濤跟我打過招呼，也征得揚的同意。事后揚說，那是他看過的最好的一次訪談。遠濤把長達8頁的訪談打印出來送給我，我一直保存著。細讀兒子21歲生日前夕在網絡上袒露的心跡，我發現他比我想象的要成熟許多，原有的某些疑慮打消了。遠濤在訪談里說，他貼出交友廣告后，引起許多回應，也與一些同志有過性關系，但沒有愛，或者只是對方愛他。他發現“一夜情”不適合自己，“單純的性滿足重復下去沒多大意思，缺少回味，缺少溫暖。”他認為同志本身需要自尊、自愛，“如果不自律，就無法改變異性戀世界認為同性戀者濫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談不上爭取全社會對同志更廣泛的尊重。”他這樣描述與我的關系：“我和我媽媽是經常交流的，但不是餐桌上廚房里就是電腦或書桌前——多是在一個人‘干活’時另一個人主動走來說。我們不會大而概之地談，只從很小很日常的地方切入。比如說，我新認識了一個同志網友，他本人如何如何，離我原本的想象有多遠，哪些地方會成為我和他發展的障礙等等，而這些談論歸結起來，我想找的男朋友便會是這樣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要聰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一樣喜歡文學藝術，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勇敢愛我。兩個人牽著手走在街上，‘Watched by every human love’（奧登詩句：‘在世間每個愛人的注視中’）。”看到這些文字，我盼望它早日成為現實。
過了兩年，兒子已在出版社工作。他告訴我和先生，他與在廣州某大學任教的新西蘭青年森相愛了。我們高興地請森赴家宴，并且迅速接納了這位喜歡藝術的外國朋友。森請我們去他的學院玩，放假時也來我家小住。森的母親和我一樣是位編輯，來中國游玩時特意與我們見面。兩家人一起逛公園、吃粵菜，遠濤還陪著她游珠江。她對遠濤稱贊不已，我們也感謝森令平淡的日子生色不少。每當看到遠濤和森牽著手散步，又看到他倆在北京、澳門旅行的親密合影，我就像多了個兒子般開心。我暗暗思忖，國內保守觀念太強，同性戀者承受的壓力太大，做家長的有我們這么開明已是不錯，但很難碰上雙方家長都開明的。遠濤和森相識是緣分，他倆若想在國內住到一起我贊成，若要出國結婚定居我也理解。我雖然愛兒子，但還沒有抱孫子的渴望；先生是華僑孤兒，歸國后靠助學金完成學業，對傳宗接代看得很淡。他對我說，我們讓遠濤從小享有足夠的自由，無論升學、就業、交友，都尊重他的志愿。遠濤在訪談中也說：“我一輩子感激父母讓我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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