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誰都沒想到，一個長期患病生活難以自理的女青年，在央視主持人柴靜的博客上留言，希望能找一位人大代表幫著遞交安樂死申請“議案”。此事經網絡“發酵”及媒體炒作，立即成為兩會內外的一個焦點話題。
對這位身處輿論“臺風眼”的不幸女青年，我除了表示同情無言以對。但就安樂死作為全球性社會公共話題，我想結合中國國情談點看法。
安樂死既涉及法律，又首先涉及人類生命倫理。安樂死在全球范圍內久拖不決，矛盾焦點正在于法律與生命倫理的沖突難以調和。
就在前不久，一樁安樂死公案震驚全球：英國埃塞克斯克拉克頓市男子斯蒂芬，不忍看到癌癥晚期的母親瓦萊麗忍受病痛折磨，在母親的強烈要求下終于將她送到瑞士一家自殺診所實施了“安樂死”。然而這名英國男子甫一回國即被英國逮捕。英國警方以“斯蒂芬犯有協助自殺罪嫌疑”對其立案偵查，而斯蒂芬本人最擔心的是，他可能會被指控犯有“一般殺人罪”，因為安樂死在英國為法律所禁……
在中國兩會上，代表委員關注安樂死并不構成新聞。僅去年兩會上，政協委員趙功民（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就上呈過為安樂死立法的提案，趙在提案中建議：“可通過試點積累經驗，為最終立法打好基礎。”他還認為“安樂死在中國合法化只是個時間問題。”
趙委員的提案是否經政協“提案委”審查確認不得而知，未經此程序，不能成為政協的正式提案。考慮到國情，我還想補充一點，不論國外此事進展如何，在中國要推行安樂死，我遠未趙委員那般樂觀。因為在一個道德、親情、人倫迷失的國度，安樂死一旦開放，在特定的條件下，虐待、遺棄這類目前中國社會常見的親情淪喪現象有可能發展到極致，果真如是，無論如何，國家立法機關將難以承受輿論的拷問。
盡管媒體尤其是網民對安樂死話題津津樂道，可多數人并不了解安樂死的真正含義”。臨床實踐中，安樂死包含下述意思（1985年版《美國百科全書》）：處于垂危瀕死狀態；為了解脫病人在精神上和軀體上的極端痛苦；必須有病人的遺囑或口頭表達以及家屬的要求；必須用人為方式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終止生命。假如拿上述條件作對照，上文那個不幸的女青年，就算中國已允許安樂死，也未必符合條件。所見，僅憑此，媒體及網絡對那個女青年個人要求的炒作，至少有點“跑題”之嫌吧？
更重要的一點，安樂死雖說是當事人自愿提前結束生命的方式，但不同國家，其所隱含的“社會屬性”乃至背后更隱蔽的“政府救濟”職能是截然有別的。恰恰這后兩點，在本次“安樂死事件”中，我至今沒讀到有哪家國內媒體予以了清醒地揭示：
以上文提到的瓦萊麗為例，在英國盡乎完美的全民醫保體制下，瓦萊麗想提前結束生命的惟一動機是難以忍受病痛折磨。可是，這在一個多數人還“缺醫少藥”的中國，即對某個“中國的瓦萊麗”而言，她想提前結束生命，可能首先包含著天價醫療費用無從承受——不忍心使子女們留下沉重債務的考慮。這也是一種“天下父母心”那！
這不是想當然——我就親歷過這樣一件事：今年春節回鄉時，兒時好友告知其父親走了（老人去年9月因癌癥住院時我曾去探望過）。到最后關頭，其父堅決要求放棄治療回家等死。因為老人不想再讓他的家境不寬裕的子女再舉債。我的朋友哭訴道：“老人的最后11天就光打嗎啡針……”。某種程度言，這是不是另一種極度殘酷的“中國式安樂死”呢？不妨設想，假如中國已允許安樂死，該老人也提出安樂死并得到滿足，但其尋死的社會成因能與英國的瓦萊麗相提并論么？
安樂死是有“社會約束條件”的。我以為，所言“條件”首先指親人、醫療機構、社會慈善組織尤其是“政府救濟”均已充分盡到了挽救生命的責任。而中國的現狀是，因無錢醫治而不得不放棄治療而等死的（不堪承受天價醫療費用回家等死）的現象決非個別。
炒作安樂死不當，會對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基本醫療保障（迄今認識還遠未統一）產生副作用，使其中隱含的以“政府救濟”為首的安樂死前置條件被人為掩蓋。
安樂死除了涉及生命倫理，還涉及宗教倫理、醫學倫理、傳統孝道等一系列沖突。此處限于篇幅不作展開。
來源:東方網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