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月15日
關于“脊梁”的選擇，權利在你的投票。但是不去接觸那些汗牛充棟艱深晦澀的大部頭，怎么能夠充分認識到個人投票的實際意義？國學的從業者們，不要去試圖充當，或者不由己地被人拿來充當“民族的脊梁”。國學”要有自己的脊梁。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和百度等網絡單位主辦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評選揭曉了第二期投票結果，而第一期的投票人數據統計超過了一百萬人。對于這項活動激起的風評，并不出人意料地分為肯定其價值和懷疑其初衷的大致兩派。如果這就是后現代語境中的“多元”，我們會萬般無奈地發現，對于每一波“國學”論題的爭執，總會是這樣走不出循環怪圈的言辭之爭。
再稍加關注這些輿論的背景，從國學網的主題頁面中，就可以清楚地發現持肯定意見者多棲身學院，而批評者多來自于新興的媒體。這是由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化資本”引發的沖突嗎？或者，爭論實際是一場虛空的、彼此沒有目標的作戰？
選“脊梁”難以等同于選超女
如果拋開這場活動所有的高蹈姿態，情形會更簡單一些。對于百度的這句口號：“中華民族一路走來，是誰，撐起了民族的脊梁？請告訴我們，您心中的國學大師？”而關于“脊梁”的選擇，權利在你的投票。
2005年的超女的投票競逐，曾贏得了一陣激賞。不能排除“國學大師”推舉活動的組織者們沒有受到當時盛況的感染。然而效果卻不盡相同，反而大有東施效顰的尷尬。平心而論，一場有關傳統學科的活動，參與人數一次超過百萬，已是匪夷所思。龐樸先生對于這次活動的評價是“想法很好，引導青年人很重要”。從投票的人數來看，龐先生的寄望似乎實現了。而問題隨即出現了，這也正是“超女”票選和“國學大師”票選的分野所在：沒有一位國學大師候選者是在世者，他們惟一展示個人的機會是他們的專業著作；對于已經依賴媒體生存的大眾而言，不去接觸這些汗牛充棟艱深晦澀的大部頭，怎么能夠充分認識到個人投票的實際意義？一般讀者對他們的認識也只能是管窺蠡測，就更何遑對他們進行比較，討論誰能真正稱得上中國人的“脊梁”。
傳統學科學者的身份焦慮
但是，無論如何，抽去這一根討厭的“脊梁”，讓大多數人的眼球，至少是一百萬人的眼球被吸引到某個方向來，這場活動依然有存在的意義。
對于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繁榮，有關個人民族身份的焦慮也在蠢動之中。國學復興也好，漢服運動也好，不安于目前中國人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定位，而力圖展現某種個性，這應當是回歸傳統的一大心理趨勢。
對于學院學者來說，傳統學科的學者們是最不易尋找到個人定位的一群人，他們的左手一邊將面臨著大量適應著產業需要的新興學科的擠壓，而右手邊又是學院官僚們所設定的層層關卡。社會和教育的發展變化，放大了傳統學科廣泛缺少投入、缺少承認、缺少生源的窘境。這種定位的缺失，正是傳統學科整體心理失衡之處。到了這種瓜分豆剖的困境，哪怕這種國學復興的運動僅僅是一根稻草，也要努力地攫住。人民不單只需要李宇春，這種無信仰的口號總好過沒有———而這種想法實在是天可憐見，天可憐見。
“國學”要有自己的脊梁
此外，我注意到接受票選的“國學大師”候選人還必須符合三個條件方可，前兩條近乎廢話，大師的標準只有第三條即“獨特的思想價值觀”，我想這是一個勝過熱血口號式的“脊梁”的好東西。但是能在二十世紀對中國文化發展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人，沒有一個國學大師能夠勝任；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是且必然是”一位或兩三位“全民族的導師”。在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反抗歷史中，大概除了抽著煙卷冷眼向洋的魯迅，沒有一個國學大師對我們今天文化景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響”。
說一點實話總讓自己痛苦，問題永遠是“怎么辦”？國學，怎么辦？這個缺少國學疼愛的時代，怎么辦？要我暫時給出一個個人意見的話，我想那應該是，國學的從業者們，不要去試圖充當，或者不由己地被人拿來充當“民族的脊梁”。那種吃著碗里想著鍋里，捧著《論語》艷羨老板的，趁早還是歇了國學這道菜，“國學”要有自己的脊梁。不過，選擇國學是不是一定意味著“犧牲”？我實在不想鼓勵無謂的犧牲，只會教學生坐冷板凳的先生我看不是好先生。國學研究者們需要利用一些時勢，至少這也是一種自救吧，畢竟如今大家都不想被人稱作書呆子了。
王曉熊（上海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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