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同時，社會勞動力供大于求，缺口超過1400萬，比上年增加100多萬人。大學生就業難成為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5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了適度控制高校招生增長幅度的決定。6月中央十四個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切實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籌備將失業大學生納入低保。
大學生就業本質上是市場問題，就業難也本當是正常的市場現象。就業市場在競爭機制下由于供需失衡，導致價格調整，出現滯銷。細分市場和消費層級時必然出現稀缺資源結構性缺失，而過剩資源閑置導致摩擦性失業。但是，我國大學生的就業與諸多社會因素交織在一起，已經演化為社會問題；其反常就在于大學生就業難成為大量社會矛盾的聚焦點。
第一，大學生就業難是社會轉型和改革的附屬問題。近10年來每1%的經濟增長創造出來的非農就業崗位僅為上世紀80年代的1/3；大學生就業難成為“高投資、高增長”但“低就業”產業的產物。
第二，大學生就業難是教育體系問題的集中體現。就業越來越難與招生人數越來越多發生矛盾，與培養成本越來越高不和諧。同時，就業難又與培養模式的三大深層次矛盾交纏在一起：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的矛盾，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矛盾，熱門專業和冷門專業的分歧。
第三，大學生就業難引出了大學生質量問題。優秀大學生的標準是高校表揚，是市場歡迎，還是社會認可？當這三重標準不能統一時，哪方標準具優先性？
第四，大學生就業難引發了大學生如何定性的問題。傳統的觀念里，上大學是“跳龍門”。隨著大學生薪酬水平的每況愈下，大學生定性問題引出新思考：大學生是否屬于人才，是否是普通勞動者，是否更適合基層就業？
第五，大學生就業難促使人口問題提前引爆。招生人數的增多必然導致四年后就業人數的增長。人口增長與崗位增多不成比例的矛盾加劇；大學生就業難、收入低與需要撫養的老齡人口增多的矛盾加劇；“啃老族”人數不斷擴張——中國老齡科研中心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有30%左右的成年人由父母供養。
大學生就業難成為反常的社會困境，主要癥結在于內外兩方面：高等教育體制缺乏與就業市場緊密對接的機制，而就業市場又缺乏有效的政府行為。在傳統的高等教育體制下，高校與大學生就業市場關聯度低，培養模式“去職業化”傾向明顯。政府習慣性地扮演起“全能型”角色承擔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風險和壓力，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政府干預方式來應對；而救濟類的“輸血”政策只是權宜之計。同時，大學生就業市場中又缺乏有效的政府行為，缺乏培養模式、專業設置等方面的宏觀調控，服務于全國大學生就業的公共物品性質的基礎設施，高效運轉的大學生創業扶持機制，充足的大學生就業實踐和指導機制等。
從根源上處置大學生就業難的社會困境，要從癥結上內外兼修，政府和市場明確定位，形成良性互動。在高等教育體制中要建立健全與就業市場對接的機制，指導思想是三大轉變：從“輸血”轉為“造血”，從“象牙塔”轉為“無圍墻”，從“獨木橋”轉為“立交橋”。在明確高等教育是公共物品的性質和不斷加大政府投入的基礎上，要強化與就業市場的關聯機制。例如：信息對稱（專業設置、能力培養、就業需求等信息對稱），供需平衡（就業監控和預測，人才培養的市場前景分析），市場開放（規范化的職業市場，充分的就業信息），競爭機制（大學生就業的競爭，用人單位招人的競爭），質量保障（易進難出，規范化的認證體系，全方位的培養模式），風險投資（大學生創業機制的完善），回爐機制（靈活的再充電和再培養的機制），風險共擔（政府可結合商業保險等機制共擔風險）等。
在明確大學生就業是市場問題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妥善做好“市場失靈”問題。例如：建設全國大學生就業信息網絡體系，努力實現信息共享、政策發布、網上招聘、遠程面試、指導咨詢五位一體；建立對就業困難畢業生的幫扶制度，必要的培訓和指導機制；建立健全大學生創業的優惠和扶持政策，提供必要的支持，鼓勵自主創業；完善教育部門與社會就業大系統的銜接，充分發揮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為大學生就業服務的功能等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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