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德之：資本精神屬道德追求
2013-11-14 來源：中國慈善家/慈訊網 作者：畢維尹
中國需要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
《中國慈善家》：近來在企業家階層中，關于自身社會角度定位的爭論比較多，在你看來，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
盧德之：我們需要一類企業家，他們敢于真正承擔社會責任。現在中國的企業家成為慈善家的太少。中國的企業家有幾類，一類基本上是拼命地、無知地吹捧。第二類是所謂的在商言商，不關心政治。第三類是什么都不管，但在當代社會，企業家不承擔社會責任，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嗎?中國的億萬富翁中70%有移民傾向，40%已經移民，這是很壞的事情。
《中國慈善家》：為什么會出現富翁大量移民這一現象?
盧德之：我不反對移民，移民說明國家開放進步了，也說明我們的人民，至少在選擇居住權這一點上自由了。但是我們要思考為什么這些人會移民或有移民傾向，因為這些富人缺乏有利的發展環境和安全保障。
私有財產權得不到充分保護。在中國，法律保護的是合法的私有財產，換句話說，只要你不合法就可以侵犯。但我們都帶著原罪來到世界，每個人都有不合法的地方，理論上說，每個人都是罪人，富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想贖罪做慈善，又不讓他做，這是造成很多人移民的原因。允許你做小好人，不能做大好人。但做小好人不足以保護自己，只有做大好人才能保護自己—所有財富我都捐出去不要了，你拿我有什么辦法?
但是話說回來，正是這個復雜的環境造就了我們中國的企業家。在西方，要經過三代才能成為富翁，而在中國，30年就能成富翁，有的幾年就成了。只有這個環境才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造就這么多富翁。
所以，這個制度雖然存在問題，但從中誕生了我們，我們有權利去一味指責嗎?如果這個制度很完美，社會環境都非常完善，我們出得來嗎?
《中國慈善家》：企業家轉變成慈善家的過程中，會遇到哪些障礙?
盧德之：制度有問題，社會環境有問題，我們自身也有問題。在轉型的過程中，有的變成這樣，有的變成那樣。曹德旺先成立基金會，再把股權放進來，稅費只是緩繳而不是免除，問題仍然存在;牛根生在大陸設立了一個規模較小的老牛基金會，而在香港把股權設立成信托，來支持大陸的老牛基金會的發展。迄今為止，我的基金會是在民政部注冊的原始注冊資金最大的基金會，已經做了五年。內地的制度不允許我把幾十億、上百億放進來，也許過不了幾年，我可能會把總部放到香港去，但我仍為內地服務。所以牛根生的路可能是我未來要走的路。
不能因為遇上這些困難，企業家就不往前走、不去建設了。中國是中國人的，我們不能回避，更不能逃避，遇到困難必須一點一點去克服，找到一個目標，就是我講的共享。
我們現在動不動就說制度不好，而體制只是問題之一，還有很多別的問題也制約著企業家的成長和公益事業的發展。所以問題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財富觀的問題。
這個社會應該走向共享
《中國慈善家》：應該如何理解你所說的財富觀?
盧德之：就是我講的資本精神。人類創造財富，經歷了若干階段，包括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商業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時代的一系列新興產業、技術革命、信息革命等等，西方文明起源于愛琴海地區，農業生產條件有限，農業文明一直沒有得到非常充分的發展，歐洲人主要靠船舶運輸的方式來獲取糧食等物資，后來逐漸地發展成了商業文明。
但是中國過早地進入了比較成熟的農業文明。農業文明有很大的問題，也有非常大的好處，讓大家安居樂業在一個地方。我們文化的記憶是從共享開始的，比如說井田制，嚴格意義上說是一種公有制。可后來各諸侯國逐漸開始承認了土地私有，這就出來一個問題：我們都種地，你種了5畝，我也種了5畝，如果你的收成是100，我的收成是200，你可能會認為我更勤快或者種子更好，而一旦發現我的收成是1000，你的收成還是100，你心里就不舒服了，會認為我用了什么方式投機取巧，或者干了什么壞事，自然會對我有種嫉妒、甚至仇視心理。
商業文明，比如在絲綢之路上，交易是在不同地方進行的;游牧文明，比如你在這個地方養了3頭羊，趕到別的地方去放牧，下了多少羊崽，別人搞不清楚;只有在農業文明下，大家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看得清清楚楚，擁有的財富差異太大，這就醞釀出一種嫉妒心理。
這種心理演化成一種意識形態，甚至演化成廟堂的一種意志，那就危險了。這個社會就時刻被一種仇富情緒包圍，很多人就不去研究怎么提高糧食產量，而專門研究你是怎么發財的。為什么中國人那么恨地主，革命一來就殺地主，都是從心眼里恨地主，有這種仇恨。
這在西方是很少出現的，在西方出現的是談判，西方貴族也打仗，但打一次就坐下來談一次，甚至社會上層與下層也有談判機制，比如教士、貴族和平民組成的三級會議。中國人則沒有談判的習慣，要打就把你打死，仇恨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我們的文化是仇富的文化，是不崇尚商業文明的文化。孔子弟子三千，賢士七十二，只有子貢是掙錢的，但地位并不高，他又做學問又掙錢，養著大家，本應給他一個很高的地位，但孔子沒給他這個地位，歷史也沒給他這個地位。
所以，民間仇富，是一個文化的傳統。廟堂也仇富，還有很多辦法對付富人。皇上是最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有大富人，也富不過皇上，即使富過皇上，也必須低調，夾著尾巴做人。所以大富人做善人可以，但是做大善人就有問題，所以民間在仇富的時候，廟堂要防善，要防大善。小善可以，比如大家都喜歡雷鋒，他勤快、思想好，但是沒錢。所以廟堂支持小善，對大善卻有很多制度約束。
《中國慈善家》：你談到廟堂防大善，但大善可以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和諧，這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
盧德之：解決方法很多。第一，需要推動，要讓廟堂知道。廟堂有的時候防了大善還不知道，并不是有意識的，因為文化的影響已滲透到基因，他不認為這是防。所以現代慈善家應該告訴廟堂，你不要防我，防我對你不好，要說服他們。第二，先找小廟堂，找鄉長、村長，我們先做好了，這是具體的策略。第三，你必須把自己做真了，不能假冒偽劣，要做真正的大善，不能小善裝大善，或者偽大善，正是廟堂防偽善導致了廟堂防大善。
《中國慈善家》：為什么現在人們之間還有那么多不和諧的狀態?
盧德之：第一，全社會缺少資本精神，對資本缺少尊重。掙錢的人是社會的寶貴財富、稀缺資源，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沒有他們這個社會能走到今天嗎?沒有子貢，孔子能周游列國嗎?所以一定要尊重資本，尊重創造資本的人，這一點現在做得太不夠了。
第二，缺少共享，一是缺少共享機制，二是缺少共享目標。為什么我提出“走向共享”?如果把資本精神當做理論基石，我們的理論目標就是共享,這與現代慈善構成一個三角體系。
《中國慈善家》：這樣的體系如何才能建立起來?
盧德之：一個體系的形成需要很多條件，比如財富觀，還有治理觀。社會到底怎么治理?肯定是法治，但在中國不可能沒有人治，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地理環境和氣候環境決定了我們只能搞大一統。
我走過一次絲綢之路，發現我們的祖先大都是胡人血統的，這個國家如果分裂了，漢人的祖先都沒有了，更何況70%的漢人只占30%的資源，30%的少數民族占70%以上的資源，這種情況下就只有一個辦法，所以漢武帝一統江山，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我強調法治和人治并舉，法治是底線，德治是理想，圣治是必須有精神造化、有神的造化，這就是信念觀。某一個宗教肯定統一不了中華民族，佛教太古老，基督教水土不服，道教太神秘、太玄。
很多人不信佛教，也不信基督，但總要信點什么，所以我提出信共同價值。我認為世界上完全普世的價值是沒有的，所謂共同價值是在相當時間內，有相當多的人能認同的價值。東方有東方的價值，西方有西方的價值，凡是這些有相當人群在很長時間之內認同的價值都屬于人類，叫做共同價值，或者叫共享價值。共享思想是三部分支撐，核心價值是財富觀、治理觀、信念觀。
資本精神是一種道德追求
《中國慈善家》：提到資本這兩個字，首先想到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為什么你要創造“資本精神”這個概念并且推崇它，是不是用“財富精神”來形容更好一些?
盧德之：資本是個中性的概念，實際上，馬克思從來沒對資本下過定義，只是在馬克思以及之前那個年代，比如圈地運動，本質上做好事，但確實傷害了一些人，所以人們把馬克思的資本觀描述成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
資本本質上是能帶來經濟財富的財富。這是資本的定義。原始社會，以種地為例，糧食吃了就不叫資本，留下來做種子才叫資本，這些種子你要怎么播種才能產生更多財富，這是資本要解決的問題。
任何時代都有資本，都有資本精神，資本本身是中性的概念，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一開始的時候，資本的發展非常自由，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導致很多人的利益被剝奪，資本顯示出了惡的一面。資本是一種財富，是能產生財富的財富，所以必須叫資本精神，不能叫財富精神。資本有活的靈魂，能帶來新的財富，正因為有了資本的存在，有了資本精神源源不斷地一代一代延續，才使社會一步一步前進發展。與西方社會相比，東方社會的資本精神發育很慢，就因為本身是農耕社會。
資本精神表達的是，擁有資本的人的一種自身的道德要求、道德追求，資本精神首先是富人精神，是有資本的人的精神。但是創造財富的過程是社會的整體行為，需要管理者的勞動，也需要普通勞動者精雕細刻，點點滴滴地付出。從這個角度來說，資本精神又是全民精神、民族精神、時代精神。
《中國慈善家》：資本精神就是有道德追求的一種精神，現在大家創造財富往往是出于一種欲望，欲望到精神的轉化需要什么條件?
盧德之：這就是這個社會的缺失所在。按道理，必須要有宗教情懷，宗教情懷讓人更克制自己的欲望，人管人是管不好的，神管人才能管好。我為什么提出資本精神?我希望資本精神能成為一種情懷，也是“三個拼命”—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為神圣的目的而花錢。一定要把掙錢和花錢連接起來，如果你不知道為什么花錢，賺錢一定常常違背道德，不會去思考金錢帶來的惡的一面，假如你知道掙錢是為一個神圣的目的，就不會去搞假冒偽劣，就不會坑害別人，就會注意你的道德底線，所以資本精神非常重要。
我們這個社會真缺這個東西，我們很多企業家也缺這個東西，我們需要有一種和現代文明相連接的精神導引，需要跟國際接軌。老祖宗沒有讓我們現代化，沒有產生世界級的慈善家，我們必須要有新的精神、新的思想導引。
我研究宗教，但我不信仰某種宗教。中國不可能成為單一宗教的國家，我希望把各種宗教的精華吸取進來，打造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未來需要的精神。
《中國慈善家》：由親民到敬民的轉變，誰來推動這個變化?
盧德之：最有力的推動者就是企業家和慈善家。我們要倡導這種思想、倡導這種理念，這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必要的理論前提，現代慈善是打開中國社會現代化大門的一把金鑰匙。
《中國慈善家》/慈訊網 記者_畢維尹 編輯_吳阿侖 攝影_張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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