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壩于1970年12月30日動工，歷時18年建成
“第二個靴子”終于落地了。繼2013年之后，2014年的聯合監測活動再次沒能發現野生中華鱘自然產卵的任何證據。
這是我國水生生物研究的多家權威科研單位聯合的行動。雖然我知道這只是早晚的事，但消息還是令人悵然。2011年和2014年在長江口水域，我兩度推下閘把，參與放流了兩條中華鱘成體。其中一條還是體長1.75米、重五十多公斤的“80后小帥哥”。對于這些體態秀麗的水中精靈，我懷有特別的感情。
鱘魚最早出現于白堊紀，曾和恐龍共同生活了幾千萬年。直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華鱘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捕撈魚種。有證據表明，曾經在數條大江中都有其天然繁殖場。只是到了晚近，才只剩下長江上游金沙江段唯一一個了。
中華鱘是一種大型溯河洄游性魚類，每年夏秋，親魚沿長江溯江而上，到金沙江段產卵，孵化出的鱘苗順流而下，進入大海。大約十多年后，性成熟的成體鱘又返回上游產卵場。過去幾十年以來，大型水工建筑物、航運、污染、噪聲、過度捕撈、越來越廣泛的駁岸水泥固化和河灘濕地逐步消失等，嚴重影響了中華鱘生存繁育條件。
中國工程院2013年的綜合評估報告顯示，長江上游干流江段的特有魚類資源發生了較大變化，1981年葛洲壩截流前，每年洄游到長江上游產卵的中華鱘超過3500尾，1985年下降至2000尾，2005年已不足500尾。2013年首次未監測到中華鱘自然繁殖。
在長江干流系列大型水工建筑物興建之前，早在“六五”、“七五”階段，中科院和一些大專院校的科技工作者就啟動了多學科綜合評估研究，長期跟蹤水體和陸域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影響，成果也曾報送有關部門作為決策參考。長江干流上這些大型水工建筑工程項目中，都包括為維護保護生態系統和瀕危珍稀生物保護的配套工程投入，各級公共財政亦維持著相當強度的支持，包括隊伍人員開支等。
例如，當年葛洲壩工程論證時，就包括如何保護中華鱘等大型溯河洄游性魚類。一批專家提議的魚道方案遭否定，最后就是目前的壩前替代產卵場和人工繁育放流方案。從目前中華鱘未見產卵的監測證據上看，替代產卵場的爭論現在可以算是塵埃落定了。
三十多年來，在葛洲壩的中華鱘研究所已經累計向下游放流人工繁育中華鱘56次，共500萬尾，然而，多年來在長江河口段對葛洲壩段放流幼體的捕獲回收率究竟有多少？這些數據是現成的，公眾有權利知道，有權利知道上游放流工程效果究竟如何。對此在2014年，該所副所長也對媒體表示：“長江的中華鱘種群數量規模并沒有因為人工繁殖而增加。”
中華鱘人工繁殖
所有這一切都是由公共財政支持的，更何況長江生態環境和珍稀物種保護本身就是一個引起社會各方廣泛關注的公共問題，公眾有權利知道這持續幾十年，耗費極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究竟是否起到了效果？為什么現實態勢和曾經的預期設想相去甚遠？人大有權對此進行依法監督，政協應該實施民主監督。
長江中的瀕危水生生物，首先是白鱘，接著是白鰭豚，跟著是中華鱘，一個接一個，漸行漸遠，逐漸消失在歷史的深處。現在江豚也在步它們的后塵，195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外白渡橋上還看到江豚在黃浦江、蘇州河交匯處翻跟頭，如今專業人士發現，長江干流中江豚種群衰退趨勢比當初中華鱘更陡險。
白鰭豚、中華鱘等是長江生態的標桿物種，它們無可奈何地遠去，只是告訴我們在不適當的人類活動后果影響下，長江水體的生態環境已經退化到了怎樣的水平。我們這代人，必須緊著做點什么才行，而且必須做真正有實效的事，而不是某些地方和部門只是為了向上級和公眾表示“我在做事”或者“我做了事”的“高顯示度”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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