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女孩，在一個弱小家庭的支持下，幾乎是只身對抗極端勢力和恐怖分子，既可敬，又可憐。可敬的是，她和她家庭的巨大勇氣、堅定信念與卓越貢獻；可憐的是，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她的祖國沒有給予她充分的溫暖與力量。
與瑪拉拉相比，生活在中國的她的同齡人是幸運的，至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是得到法律保護的。然而，在經濟社會大轉型、大變革的時代，兒童保護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問題是殘酷的。
一方面，傳統的家庭保護在弱化。首先是家庭小型化趨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家庭平均人口規模下降到3.1人，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收縮了35%左右，已經相當于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戶均人口規模，依靠大家庭甚至是大家族來保護兒童的條件總體上不具備了。
其次是家庭分裂化趨勢，離婚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7%攀升至近年的2.5%，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甚至一度超過了35%，離婚家庭的兒童在生活水平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在遭受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相當一部分不能隨遷的農民工子女，與父母天各一方。留守兒童的學習、生活乃至安全都難以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輟學、童工、虐待、性侵害等情況屢屢出現。
再次是家庭功能及其發展能力弱化趨勢，維持家庭正常運轉的成本越來越高，很多問題單靠家庭自身的力量根本無法解決，家庭成員中的成年人尚且常常遇到困難、甚至陷入困境，也就難以幫助更需要關心、保護和扶持的兒童。
另一方面，國家的保護和保障急需進一步加強。盡管《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法規早已實施，三部期限10年的《兒童發展綱要》先后頒布，高規格的婦女兒童工作協調議事機構及機制不斷健全，但兒童保護的制度體系、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還是有繼續改進的余地。
從制度上看，兒童被保障的主要是“底線”權益，如義務教育、人身安全、困難救助、母嬰保健等，享有的發展型和福利型權益非常有限。兒童福利制度覆蓋的范圍僅僅局限于被遺棄的孤殘兒童，廣大普通兒童還沒有普遍地享受到兒童福利。相關制度的直接惠及對象是兒童，而其生活的載體——家庭——卻很少獲得有力的扶持，如前所述，在家庭保護弱化的條件下，很多好的制度安排難以通過家庭這一中間載體落到實處、發揮實效。
從機制上看，國家、家庭和其他社會主體的權責分工不甚清晰，模糊地帶較多，客觀上形成了保護的盲區。比如，因道路障礙無法正常上學的情況，負責解決問題的應該是教育、交通部門還是監護人？又如，父母處于重病、服刑、失蹤等狀態的兒童，事實上無人照料，卻無法納入國家保障的福利體系，社區或社會組織的照料又跟不上（少數先行地區除外）。再如，遭受家庭暴力的兒童，施暴的家長往往只是被批評教育，而不會受到強制性的懲戒，除非找到既有意愿又有資格的監護人將其替代，否則結果通常是兒童繼續受到虐待，國家不能“奪回”她的孩子，社會組織也沒辦法“多管閑事”。
從政策上看，促進兒童發展的職能分散于30多個黨政部門和社會團體，統籌協調難度不小，碎片化凸顯，導致整體合力不足。各家對兒童保護、保障、福利，對兒童權利、權益、需求，甚至對兒童的年齡標準都缺乏統一認識，客觀上存在政策不銜接的問題。
家庭對兒童的保護不力，國家對兒童的保障不夠充分，社會力量的補位又不足，一幕幕的慘劇和悲劇就難以被阻止。更可怕的是，今天的不幸將導致對未來的持續負面影響。作家卡森·麥卡勒斯曾說：“兒童幼小的心靈是非常脆弱的器官，一個殘酷的開始就會把他們的心靈扭曲得奇形怪狀。受了傷害的兒童的心，可能會永遠萎縮得像桃核一樣堅硬并布滿深溝，或者潰爛地埋藏在體內，即便是最普通的事情也很容易激怒他或是令他再受傷害。”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瑪拉拉和印度兒童人權活動家凱拉什·薩蒂亞爾蒂，鮮明地向世人強調，兒童不僅是單個家庭的，更是一個社會的、整個國家的乃至全世界的寶貴財富。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60多年的發展建設，中國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是時候更加重視促進兒童發展、推進兒童政策的福利化、實現兒童福利的普惠化了！
筆者強烈建議：將中國的全體兒童納入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范圍，讓每一個兒童沐浴在國家福利的陽光下；將兒童所依托的家庭納入公共政策的扶持范圍，讓每一個家庭在國家的幫助下更好地發揮作用；將兒童福利和家庭發展納入黨政各部門的政策視野，讓每一個社會細胞既能享有充分的發展權、又有助力國家發展的通暢渠道。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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