轄區內的公民涉嫌違法犯罪，所在的市政府被列為被告，這件事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3月11日，赫山區法院以“不適格主體”為由裁定不予受理起訴人對益陽市政府、市教育局、赫山區政府、區教育局、八字哨鎮政府等5個行政部門的起訴，而只受理對涉案教師和所在學校的起訴。原告不服該裁定，于3月16日向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記者了解到，2014年3月至11月，犯罪嫌疑人周某在擔任學校科學老師期間，趁學生上講臺背誦課文之機，先后猥褻20余名小學女生。案發后，周某被逮捕，羈押在益陽市第一看守所。
赫山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胡佐頌向記者介紹，有17名受害學生家長向法院提交了起訴狀。“起訴狀除了受害人和代理人不一樣外，主要內容都一樣，將益陽市政府等5個行政部門和涉事學校一并列為被告，每人都提出了22萬余元的賠償。”胡佐頌說。
猥褻事件發生后，當地相關部門曾組織受害學生到益陽、長沙等地醫院進行過檢查。當地教育部門也承諾為需要轉學的學生提供便利，并派出心理輔導老師進行心理干預。該校某班的班主任告訴記者，班里受害的幾個學生，本學期在學校表現較為外向，和同學相處正常。
一位叫做孫強偉（化名）的受害學生家長向記者介紹，盡管自己的孩子學習成績沒有下滑，但最大的變化是對男性開始變得不信任，“我還是她的爸爸，現在也靠不得她的邊。”孫強偉說，他最擔心的就是女兒以后的心理健康。
受害人代理律師之一的陳進學表示，之所以同時狀告5個行政部門負有連帶賠償責任，是因為周某在如此長的時間里猥褻了這么多女生，這些行政部門有不可推卸的監管之責。
不過，一些法學專家對此并不表示認可。
湖南師大法學院副教授吳真文認為，猥褻行為是周某的個人行為，而非行政行為，與政府監管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因果關系，因此不適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孫兵認為，轄區內的個人犯罪不可能都由政府買單。從行政法的角度來說，行政部門承擔責任的前提必須是其行政作為或不作為造成了直接后果，比如在此案中如果受害人提出保護申請而相關部門沒有及時給予保護，相關部門才能擔責。
一位法律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受害人可以向法院另行單獨提起民事賠償，可以追究學校的連帶賠償責任，前提是學校確實存在失職的地方。
記者了解到，在益陽市的轄區內，“政府作為被告”已不是新鮮事，2014年益陽市南縣就曾經因為國有土地權屬問題，發生過“鎮政府狀告縣政府”的案例，并且一審勝訴。益陽市和赫山區政府部門表示，政府在教師猥褻女學生案中有沒有責任，有多大責任，一切都以法院的裁定和判決為準，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政府絕不會推卸。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張武舉指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本案的5個行政部門成為被告的可能性不大。同時，由于本案原告提出的賠償金較高，如果獲得法院判決的支持，有可能出現周某無法賠償，而導致受害人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類似情形近年來時有發生。他建議，可以探討建立刑事被害保險金或國家代為賠付等相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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