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年7月起，陳龍源開始每月領取700元的養老金。去年，養老金漲到了800余元。
陳龍源已經66歲。1990年代，他開始外出打工，在廣東番禺一家生產燒烤架的五金廠里，先后做過搬運工，工廠小組長。
2012年，廠方以超齡(60歲)為由炒了他“魷魚”。上班期間，單位給他繳納了12年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回到開縣后，他找到縣里多個部門領導簽字，補齊了剩下3年的養老金。
2015年2月28日重慶開縣，66歲的陳龍源在家里休息。程藝輝 圖
返鄉后，陳龍源沒有再去外地打工，只斷斷續續在縣城的建筑工地干點零活，收入多的時候，一年能掙五六千元。2014年干了10天，掙了1000余元。
他感嘆，從去年初開始，經濟不景氣，即使在當地也不好找活干了。為了節約開銷，補貼家用，他和老伴在自家的0.5畝地里種上了蔬菜，還讓老伴在家里開了個小超市，賣點啤酒什么的，盡管生活緊巴巴的，但湊合著過。
但在團鳳村，很少有人像陳龍源這么“幸運”。
國家統計局《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建筑業農民工未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居高不下，外出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水平總體較低，農民工被欠薪比重日漸上升。
團鳳村村委會主任羅建國說，據統計，全村300多名50歲以上的農民工中，僅有陳龍源1人由用人單位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其余人到了國家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5歲)，只能領取80元/月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這無異于杯水車薪。
據開縣勞務辦統計：全縣50歲以上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人數的15%，有7萬余人，大多分布于建筑行業；由于建筑行業的特殊性，工程存在分包、轉包現象，這些農民工均在包工頭手下干活；目前，全縣外出農民工在建筑行業打工的，尚無一例由建筑單位購買了職工養老保險。
我國的農民工有多少？
3月20日17時，國家統計局通過官微緊急公開了我國5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據，稱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2013年我國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5.2%，比2012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農民工總量為26894萬人。據此計算出2013年我國5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為4088萬人。
從高齡農民工的增多，似乎可印證一個常見的說法：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如今社會上流傳甚廣的“我國勞動力已然不足”并非事實真相，若說農民工數量在減少那更不是事實，近年來東部沿海地區的“民工荒”，其實是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和就業政策造成的。如果與在家抱孫子、跳廣場舞的城市老人相比，50歲以上的大齡農民工還在干著重體力活掙錢，他們之間差的就是“國民待遇”，是社會保障。而這種情景還在繼續擴散。我國年輕勞動力去哪里了？尤其是80后、90后的農民工，數以億計的他們如今在哪個領域就業，我們產業結構調整是否也該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值得思考。
年老了，苦力“值錢了”
高齡農民工為何年邁還要拼體力外出打工？103名接受采訪的50歲以上農民工中，絕大多數說“趁著還能干，多賺點兒”，他們沒有職工養老金，有的還是家里的頂梁柱。
我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多年來，采礦業、交通運輸業和建筑業等“體力型”行業“收入水平較高”。尤其是建筑業，一直在“榜單”中，且“(每年)增幅高于各行業平均水平”。
統計數據顯示：農民工從事建筑業的比重在逐年遞增，從2008年的13.8%上升到18.4%；月均收入從2009年的1625元暴漲到2013年的2965元。
近年來，有關60歲以上的農民工受傷能否享受工傷待遇等爭議，越來越突出。
“明星”打工村——重慶開縣團鳳村的多名村干部說，該村300余名50歲以上的外出務工人員中，“超齡”農民工不低于50人。
包工頭黃德燕感嘆，建筑工地農民工越來越難招，即便50歲以上的農民工，也同樣難尋，雖然心里對高齡農民工(容易受傷)有顧慮，但他最擔心的是“開工時間到了，那些50歲以上的農民工是否還會回來？”
看得見衰老，看不見保障
高齡農民工現象雖然普遍，但它所衍生的問題也顯而易見。其一，高齡農民工從事重體力勞動安全風險更高，而相關保障基本空白。事實上，無論年齡大小，建筑行業農民工未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很難享受到工傷保險。而高齡農民工這方面的困境顯得更為突出，因為按照現有法律規定，60歲以上的工人不能享受工傷待遇。這一規定引發的爭議至今沒有得到解決，在一些個案中，超齡農民工的工傷認定獲得司法支持，但總體來看各地并未形成共識。其二，農民工養老日益突出。對重慶開縣某打工村的調查就顯示，全村300多名50歲以上的農民工中，僅有1人由用人單位繳納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其余人到了國家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5歲)，只能領取80元/月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2013年初，媒體預計高齡農民工的養老問題將在5年內集中爆發，如今問題有加劇之勢，如此種種皆在提示，高齡農民工群體的權益如何保障，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農民工權益保障一直是社會焦點問題，高齡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作為問題的一部分，之所以格外受關注，是因為這一群體的權益保障需求更加迫切。眼下，要實現全方位保障農民工權益可能并不現實，畢竟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工程，它涉及包括資源分配在內的諸多制度層面的調整，但率先保障高齡農民工群體，為其構建一條綠色通道，顯然相對具有操作性。如果說，農民工權益保障是一個公共服務問題，那么高齡農民工權益保障則是一種底線保障，包括企業、政府在內的有關方面該承擔起自身的責任。
這邊是高齡農民工仍在上陣，那邊是地方人口政策造成勞動力荒廢，誰能從中嗅出問題所在，并消弭高齡農民工自覺“延退”背后的養老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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