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布簾后的“私人空間”
2015年4月18日，晚7點。北京西南五環外，房山區的長陽鎮，已經籠罩在暮色中。昨晚夾雜著沙塵的狂風，掃去這座城市籠罩的霧霾與飛絮，因而當晚的夜空顯得格外清澈與深邃。此刻，長陽鎮京深路旁的長營村熱鬧了起來。
一路之隔，景象卻形成強烈的反差。國道西側高聳而現代的住宅樓群，是最近幾年新蓋的。而國道的東側，除了相形見絀的普通平房外，最顯眼的就是一處專門為建筑工人們搭建的一群三層樓高的簡易活動板房。10棟臨時搭建的簡易活動板房自成一體，形成了這里獨特的“社區”。在這樣的“社區”里，住著2000多名建筑工人。而在2000多名建筑工人中，有數百名女性，她們工作、生活在“男人堆”里。
通過略帶搖晃的鐵板“樓道”，就是簡易活動房搭建而成的三層宿舍。在眼前約20平方米的房間，放置了7張上下鋪的床，共有3名女工和10名男工共同居住。唯一將女工和男工隔開的，是房間最內側，兩個女工床頭間掛起的床簾。床簾內，便成了她們3個人的“私人空間”。
床簾的外側，男人們有的在泡腳，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報紙。為了盡量不被床簾外邊上鋪的男人們“看到”，她們只在下鋪休息，她們的上鋪成了遮蔽身體的“頂棚”。有的女性共人也會將小孩帶到宿舍里和工友們共同居住。
工地沒有周末和假期
交談中，聽到女工最常抱怨的內容之一就是“沒有周六日”、“沒有假期”。來自吉林的李大姐和來自河南的王大姐等同宿舍的6個女工都是負責工地外梯升降操作的外梯司機。每月2700元的月工資。但工作時間卻遠超過了8小時。由于工作性質特殊，她們都會趕在其他工人到工地之前先上班。“工地每天早上6點正式上班。但我得比其他工人早去20分鐘，5點40分必須到工地報到。一般5點30分，我就到梯子那里，先試試梯子運轉是否正常。”李大姐說，“外梯看起來是簡單的操作升降，但長時間在這個鐵籠子里顛簸，也很累”。
“一塊空心磚差不多20斤重，我每次搬兩塊。”楊大姐說，搬磚的工作是小工里的“日工”，也就是按天算工錢每天120元錢，能搬一天就賺一天工資，差不多每天早上6點干到晚上6點，除了中午休息1個小時，每天平均也11個小時。工作時間長、強度大是家常便飯，而像外梯司機這樣相對體力消耗少一點的工作，一般都是大齡的女工在做。在接受采訪的6位女工中，其中李大姐今年59歲，王大姐60歲，趙大姐61歲，最小的段大姐也已經45歲。
除了少數年輕人在工地上干點技術活，也就是‘大工’外，來工地干活的都是大齡的農民工，她們沒有技術，只能干一些體力活性質的‘小工’。建筑女工和工廠里的女工相比，年齡總體都偏大。而她們所獲得的收入，并不及體力更好或從事技術工種的男工。除了待遇上的差異，女性也不得不長期面對經期重體力勞動、過度勞動的危害。
工作之余的生活單調而乏味，在宿舍里唯一的娛樂生活也僅僅是大家聊聊天，打打牌或麻將。周大姐和丈夫老李也都在建筑工地做工，她說兩個人以前都做外梯司機的時候，面對重復枯燥的工作，唯一的樂趣和安慰，就是她和老公的外梯在一升一降相遇的剎那，老公對她的揮手和微笑。
籠子里的《婦女權益保障法》
談到女職工的權益保護，或許我們每個人都能輕易的列出一些基本原則，比如男女平等、哺乳假、拒絕職場性別歧視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卻難以做得很好。在職場，很多人會下意識地將女性當作“弱者”，在不經意間就讓女同事感受到了輕視。而在生活的細節上，女性的一些感受或苦痛，也因為天然的男女有別而難以被理解。
面對“痛經嚴重可帶薪休息”這樣的規定，首先讓人感到了制度的善意，立法的意圖很明顯，意在為女職工提供更加細致入微的保護。但僅僅看著這些紙面上的條例，女職工們恐怕還難以真正高興起來。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權益雖然早已被寫入《婦女權益保障法》，但卻沒有得到普遍落實，在現實中，就業性別歧視、懷孕后被辭退、法定的休息權得不到保障等無視女性權益的現象仍然十分常見。這樣的現實不改變，即便在法律條文上，為女性權益保護列出更高的目標，也是不足以打動人的。不能很好地落實，那么制度的善意必將大打折扣。
我們樂于見到在法律層面對女性權益保護作出更為細致的規定，但也不得不為它能否落實提出質疑。比如對于“痛經假”，有多少單位會為其提供“帶薪休息”?這些法律條文若也是停留在口號上，那女職工合法權益的保護就依然處在困境之中，就難言進步，而法律的威信和政府部門的公信力也將因此受損。在立法上進行細化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執法部門對侵害女職工合法權益的行為必須動真格，真正行動起來。問題是執法的疲軟,使得太多侵權行為得不到及時糾正，法治的重點在治，在出臺每一個法律條文時，都應該為它準備好落葉生根的土壤，唯有相關的配套政策到位，剛正執法成為常態，才會實現治理，法治才會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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