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酷暑,在寒冬,在城市的街頭,在建筑工地,在一些仍然存在著重體力勞動的工廠,他們有的50歲、60歲,有的甚至超過70歲,被媒體稱作“高齡農民工”。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報告稱,去年2.73億農民工里,50歲以上的占到了17%,總數超過4600萬(5月3日央視)。
總數超過4600萬的高齡農民工之所以為生計奔波,或是因為個人原因——由于缺乏知識和技能只能從事重體力勞動,或是因為家庭原因——每個高齡農民工背后都有一個不富裕的家庭,幾乎是上有老下有小。除此之外,我們對這個群體缺乏足夠的關注和保障,也是造成他們異常艱辛的重要原因。
筆者以為,盡管高齡農民工在外務工是他們的自由,但有關方面既要為他們的當下考慮,也要為他們的未來考慮。當下,他們承受著與自己年齡不相符的工作之重;未來,他們的生計、養老等問題如何解決也是未知數。因此,有必要根據這個群體的特殊性為他們量身定做相應的政策制度措施。
對農民工問題,早就有相關解決措施。例如,2006年印發《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旨在全面解決農民工問題。去年又印發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并明確了相關部門的責任。這些措施值得肯定。能否在此基礎上對高齡農民工量身定做相應政策制度,值得考慮。
畢竟,高齡農民工與其他農民工有一些區別,一者,高齡農民工年齡比較大;二者,他們的勞動強度大、健康風險高;三者,他們掌握的知識、技能比較少;四者,他們承擔的家庭壓力相對要大。鑒于這些特殊情況,筆者認為有必要出臺專門的政策制度解決高齡農民工今天的問題以及未來的問題。
首先,應該對高齡農民工問題進行詳細摸底調查。到目前,我們似乎只是掌握高齡農民工總量,他們的流向、工作、收入、健康、保障等方面究竟如何,并不完全掌握;他們為什么在高齡階段打拼,到底為誰打拼,原因不完全了解。只有在摸底調查的基礎上,才能制定政策制度措施化解他們的困難。
其次,針對已經暴露的問題應早日從制度層面著手解決。比如說,由于高齡農民工沒有繳滿足夠年限的養老保險而面臨養老難題,應該早日進行化解,可通過補繳的辦法讓他們領到城市的養老保險。再如,高齡農民工之所以拼命,也是因為要為自己的老人養老送終,如果對70歲以上老人每月增加補貼,他們壓力會小點。
另外,各地要為高齡農民工開發適合他們年齡、體力、技能的相關產業,或者創造適合他們特點的工作崗位,以降低他們的勞動強度和健康風險。如果說農民工是社會弱勢群體,高齡農民工無疑是弱勢中的弱勢。既然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就需要特殊的制度關照和關愛,絕對不能讓他們一直在外打工缺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