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12個“三八”婦女節來臨之際，由深圳國際公益學院主辦的2022年首期益論沙龍在京舉行。作為社會力量專業能力培養的重要機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與人大代表、立法專家、一線公益人共同探討社會力量在女性權益保護中面臨的挑戰和可發揮的獨特作用。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國際公益學院EMP學員、“寶貝回家”志愿協會理事長張寶艷，浙江師范大學二級教授，法政學院院長，中華女子學院原副院長劉夢，北京幸福家庭科普教育公益促進中心理事長、北京婦女兒童社會服務發展促進會會長、中國首個針對父親在家庭教育中角色地位研究課題的總負責人白亞琴，湖北省監利市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發起人、深圳國際公益學院EMP學員萬飛，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副院長黃浩明出席本次對話。
議案關注下的女性權益保護
近期買賣同罪、三孩政策、保護女童、職場公平……與女性權益保護相關的話題在社會的關注熱度居高不下。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張寶艷表示，她在今年兩會上就社會共同關注的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帶來議案。“我建議：第一，加大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分子的量刑尺度，把他們視同綁架罪，至少十年起刑；第二，對人販子要終生追責；第三，希望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摸排，把還沒有顯露出來的被拐婦女和兒童排查出來，幫他們尋親。”
“買賣同罪”“強制報告制度”兩個名詞持續霸屏。張寶艷這一為打拐奔走十余年的公益人也一次次受到關注，今年她發起呼吁，買賣同罪，甚至買家的刑責更重。“買賣婦女兒童實際上是一種綁架行為，且伴生著強奸、虐待、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拐賣時間越長，傷害越大。”
既有從警經歷又扎根一線社會工作的萬飛表示，諸如強制報告等法律的落地，存在兩方面阻力，一是對法律了解有限，此外，是知道以后有顧慮，諸如鄉里鄉親，不愿意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意干預。“好的法律出臺以后，如果懸在空中，落不下來，這個作用太有限。”
張寶艷在今年兩會議案中提出，把拐賣新發案件納入基層政府的目標考核。“如果婦女兒童被拐賣了，村里誰家多了一個老婆、多了一個孩子，基層社區包括村委會非常明白。”張寶艷認為，讓基層組織有作為、有擔當，共同參與到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當中，才能讓買主買了婦女和兒童無處可藏。
30年重修，回應新問題和新要求
女性權益保護在歷年兩會中，都有相應提案議案被提出，今年女性權益保護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時隔近30年重啟修訂引發更高的關注。自2021年12月2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在中國人大網公布，公開征求社會意見，短短一個月，僅中國人大網上，網頁顯示就有85221人提出423719條意見，在同時期征集意見的法律修訂草案中遙遙領先。
過去的三十年也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三十年，經濟社會發展也給婦女權益保障帶來了很多新問題和新情況，如就業領域的性別歧視、職場性騷擾、農村地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家庭暴力當中的非暴力行為等等，現有的法律制度與法律體系無法妥善處理，需要建立新的保障機制。另外，《民法典》出臺以后，對如人格權、財產權方面具體細則的規定，也需要《婦女權益保障法》能夠與之保持一致。
“這次《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回應了目前社會發展的若干新問題和新要求。其中有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把‘男女平等’變成 ‘性別平等’。”劉夢表示，“男女平等”，是女人的發展把男人作為標桿，但是這次修訂傳遞的是“男性與女性享有平等的權利”，提到了性別平等機制、性別平等意識。“這次修訂改變了傳統的觀念，是歷史性的進步。”劉夢說。
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訂是落實習近平主席對保護婦女權益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具體行動，“也是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第五個目標“性別平等”的重要組成部分。”黃浩明表示，此次修訂是整個社會文明和全球目標的結合，是中國政府踐行國際承諾的重要表現。
打破固有意識，男性教育任重道遠
每一部法律出臺之后，都需要大量配套工作的投入。“法律的地位至關重要，但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黃浩明認為，要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婦女權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保護法》《家庭教育促進法》結合起來，還要與《慈善法》《殘疾人保障法》《紅十字會法》等一系列法律結合，建立一個全社會的安全網。“這背后需要有配套措施，第一，硬件，整個安全體系要建立起來；第二，軟件，從孩子本身的教育開始，包括女童的法律意識、自我保護意識、預防意識，這可能要納入到我們的國民教育當中去。”黃浩明表示。
“我們會發現，改變人們的觀念是在推進法律落實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難的一個部分。比如，如何讓社會公眾了解夫妻打架不是家務事，而是對婦女權益的傷害？”劉夢說。
萬飛作為一名從警30年的老警察，在退休之后，于2015年組織實施反家暴項目“萬家無暴”，首創家暴預警系統，直接服務2800多名受害人。在他處理的很多家庭暴力的案例中，女性在婚姻中沒有獨立的地位。
“讓男性參與女性權益的維護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讓男性知道，如何去尊重女性才能讓女性權益得到更好的保護。”白亞琴在2015年和中科院心理所的12位博士共同做了全國第一個中國家庭中父親角色重要性的課題研究，并出版《中國爸爸藍皮書》。出乎意料的是，《中國爸爸藍皮書》更多是女性在購買，她們希望這樣的知識能讓爸爸們更多地學習和了解。“所以，我認為做好男性教育非常重要。比如，在生育三孩過程中的育兒假期，建議同步給予男性更多的產假，這樣做的目的，更多的是保護女性。”白亞琴說。
社會力量，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
“如何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婦女權益保護，這是中國未來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黃浩明表示。
無論是張寶艷摸索出來的“互聯網+打拐”模式，還是萬飛探索出的規模化解決家暴受害人求助難的“婦聯+公安+社會組織+”反家暴聯動模式，都在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獨特力量。
“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問題，我的感觸比較深。”張寶艷講述了自己2007年創建“寶貝回家”網站時的景況，“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們認為打拐是警方的事情，民間力量參與打拐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其實對于我來說，我們的力量雖很微弱，但如果每個人都能從自身做起，把這件事情做好，就會對這件事情有所改善。” 2009年在“寶貝回家”的努力下，《中國被拐兒童情況調查報告》得到國家相關領導人重要批示，引發公安機關的高度重視。
作為社會的毛細血管，社會組織在法律落地方面能夠觸達各個街道、社區，釋放出巨大能量，但同時也面臨挑戰。“比如，誰都不會說家暴是一個小眾話題，但全國如此多的公益基金會，幾乎沒有直接資助反家暴公益項目的，而僅僅只能作為一個項目的附屬獲取資助。”萬飛稱，“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工作需要非常專業的技能，涉及到很多領域，包括心理、法律、社工等等，但是真正做這一塊的機構，其核心團隊的能力是不全面的。”
應對挑戰，建起多重防線
“保障婦女的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除了黨和政府在權益保護方面起領導作用和導向作用，社會參與女性的權益保護也是重要的力量，黃浩明表示，應對婦女權益保護的挑戰，應在未來解決五道防線：
第一，自助。婦女兒童自己首先要建立第一道防線。
第二，互助。充分發揮社區力量、群團力量，比如婦聯組織或者婦聯延伸出來的各類組織，這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第三，社會力量。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媒體，尤其是公益類的社會組織要起帶頭作用，建立相應的預防措施、懲罰措施，形成整個社會力量的防線。
第四，公益慈善的力量。用志愿者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家族習慣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引導社會做公益慈善，以投入更多的資金和專業人員。
第五，政府。政府是家庭、社會、社區、慈善之外，婦女權益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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