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同時關涉“孩子”和“房子”的消息頻頻出現。
據媒體報道，在江蘇無錫，生育兩個孩子及以上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可在限購區域新增一套購房指標；在湖南株洲，生育三孩家庭在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和首付比例上均可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在江西宜春，“三孩”家庭可有限配租公租房且明確為二居室（含）以上。
自“七普”數據發布以來，如何提振人口出生率，成為整個社會持續討論的一大話題。既因為其與個人生活決策及規劃有關，也因其關系到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在這場公共討論中，“不安居，難安育”似已成為一大共識。近些年來，不斷高漲的房價“掏空六個錢包”，并對年輕人的生育意愿造成擠壓，確也符合多數人的生活體驗與認知。一些地方在住房問題上找撬點，通過提供一定的購房補貼或優惠政策試圖減輕相關人群生育與養育壓力及成本，也算是對癥下藥。
有研究表明，相較于無房青年人口，在一個城市有住房的青年人口或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高生育意愿則主要與住房所綁定的教育等公共服務權利有關。換句話說，當一個人在城市有了安身之所，很多時候意味著擁有了獲取這座城市提供的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權利，自然包括生育、養育、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兜底。這些都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是對適婚適育人群購房進行現金補貼或貸款優惠，還是通過增加保障房解決該人群的住房問題，都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房問題對生育意愿的擠占效應。由此延伸開來，如何“向前一步”，讓參與一座城市的發展與建設但無住房的人口也能享有包括生育、教育在內的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應成為政策瞄準的目標和方向。
不過，在生育一個孩子的過程中，住房的成本無疑是最顯性的也最好計算的，而更多隱性的也算不清的成本散落在“她”處。
對一個女性來說，生育一個孩子帶來的不僅是身體的疼痛或健康的風險，還有收入的減少和職業發展的受限。因為在精細育兒已成為通選的當下，媽媽們不得不拿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陪伴一個孩子長大。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并不是只有兩三年，而幾乎與孩子的未成年時段等長。漫長養育中的可見不可見、可數不可數的付出，都是存在機會成本的。
很多時候，其中大大小小的機會成本，更準確地說是女性的生育成本，并沒有被完全看到，或者統合算到了“家庭”的頭上。而恰是這種巨大的成本，讓女性面對婚育時選擇退卻。
正是在這個邏輯下，一些人認為住房補貼和貸款優惠，難以在很大程度上撬動甚至改變一個家庭——準確地說是女性的生育決定。發展幼兒托養及普惠教育等，確實在客觀上減輕了女性的養育成本，但“較真”的話，這與從減輕女性養育成本出發來籌謀施政，多少還是存在偏差。更多貼合女性職業發展特點的設計和育兒隱形成本的補償與救濟，顯然應該被更多地、更精準地考慮。
也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討論中，我們需要更多地考慮而非模糊性別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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