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奇特的藏文經典
這部經典無論是書名、內容，還是在西方的影響都十分獨特。《度亡經》是古代印度的一部經典，系8世紀蓮花生時代創作的，傳入西藏，被翻譯成藏文，名《中陰得度》（Bardo Thodol），朗達瑪滅佛時被埋藏于地下，成為“伏藏”，后由仁增噶瑪寧巴（Rigzin Karma Ling-pa）從色丹（Gser-ldan）河畔的甘布達（Gampodar）山掘出。印度佛教大師蓮花生將《度亡經》傳入西藏后，藏族高僧將其翻譯成藏文，名《中陰聞教得度》（Bardo Thodol），20世紀20年代，藏族喇嘛卡孜·達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和美國學者伊文思·溫茲（W.Y.Evans Wentz）合作將其翻譯成英文，名《西藏度亡經》（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傳入西方，成為在英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最著名的藏傳佛教經典，西方人由此窺見了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之一斑。可以說，《西藏度亡經》的翻譯和傳播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一個典型個案。
中陰在藏文中稱為Bardo，是指“一個情境的完成”和“另一個情境的開始”兩者之間的“過渡”或“間隔”。Bar的意思是“在……之間”，do的意思是“懸空”或“被丟”。Bardo一詞因《中陰聞教得度》一書的風行而聞名。（索嘉活佛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之書》，漢譯本，第123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9年）“《中陰得度》，或作《中陰聞教得度》，顧名思義，就是人在已離開人世之后，尚未投生之前這個名為‘中陰’階段之間聽到有人呼喚他的名字，對他誦讀這部經典，即可使身在‘中陰’境中的亡靈，解除種種‘中陰險難’的恐怖，乃至證入不生不滅的法身境界或得報身佛果，以了生死輪回之苦，至少亦可得到上品的化生或轉生，以免落入餓鬼、畜生、地獄等三惡道中。”（徐進夫：《西藏度亡經》前記）“按照佛教的觀點，生命系由一系列連續不斷的意識境界所構成。最初一個境界是‘生有意識’或‘出生意識’，最后一個境界是‘死亡之際的意識’或‘死亡意識’。介于這兩個境界之間，由‘舊’變‘新’的一個境界，叫做‘中陰’（the Bardo）或‘中有’（Antarabhara）境界，分為三個階段，藏名叫做臨終（Chikhai）、實相（Chonyid）和投生（Sidpa）中陰，分別代表初期、中期和后期三個階段”。（吳卓飛：《西藏度亡經》前言，第13頁）總之，“《中陰得度》是為死者或瀕臨死亡的人而寫的書。它與《埃及度亡經》相似，都是用以指引死者處在中陰身（Bardo）的狀態時――亦即在介于死亡與再生的49天期間――如何自處的典籍”。（榮格：《<西藏度亡經>的心理學》）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以前，傳統的藏族學者并沒有聽說過《西藏度亡經》（或以此為書名的藏文譯本）。了解寧瑪派著述的學者熟知一本名為《中陰得度》的藏文書；他們將它視為寧瑪派喇嘛關于喪葬的一本著述。伊文斯-溫茲著作中的藏文譯文只是著名的喪葬風格著作的一部分。（《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西藏度亡經》的英文譯者是達瓦桑珠，美國學者伊文斯·溫茲只是編輯出版者。《西藏度亡經》的英文版面世后，在西方引起轟動，多次再版，從而奠定了伊文斯·溫茲在西方學術界的地位。甚至造成錯覺，許多人誤認為溫茲是《西藏度亡經》的譯者或作者。溫茲本人并沒有貪天之功為己功，他說：“我只不過是《西藏度亡經》的編者而已。本書之所以能夠與大家見面，主要的功德自然應該歸于它的譯者、已故格西喇嘛達瓦桑珠，他是當今西藏兼通西藏秘學和西方科學的大家。”（溫茲，第一版序，1927年）
《中陰得度》的英文版即《西藏度亡經》成書于20世紀初，它是藏族喇嘛與美國學者密切合作的結晶。1911年，溫茲從大吉嶺不丹巴斯蒂寺的紅帽卡吉巴派的一位青年喇嘛那里得到了《中陰得度》手稿，據這個喇嘛稱，這是他家時代相傳的寶物。1919年，受溫茲的委托，喇嘛卡孜·達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在位于錫金甘托克的敕立波提亞寄宿學校（The Maharaja's Bhutia Boarding School）的校長任內開始將其翻譯成英文。達瓦桑珠和溫茲是《中陰得度》西漸的先驅者。譯者喇嘛卡孜·達瓦桑珠，1868年6月17日出生于西藏一個藏族農奴主家庭。1887年12月－1893年10月，住在不丹的巴薩道（Buxaduar），任英國政府的翻譯，后來曾任西藏噶廈政府的譯員。曾為法國藏學女杰亞歷山大·大衛·妮爾擔任英文翻譯。1906年受錫金國王委派，任甘托克學校校長。1920年后被任命為加爾各答大學的藏文譯師。由于不適應當地炎熱的氣候，1922年3月22日病逝，享年55歲。當時，達瓦桑珠是《中陰得度》英文翻譯的最佳人選，正如溫茲所說：“由于他本人是一位頗通西方學術的學者，故而不厭其煩地使我能夠以歐洲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復述東方的觀念。”（溫茲，第一版序）“譯者在喇嘛教方面所受的深切訓練，他對蓮花生大師‘大圓滿派’高等瑜伽教義的虔信，他對他在不丹的上師所教導的密學所得的實際認識，以及他對英、藏兩種文字的駕馭裕如――所有這些，無不使我認為，在這個世紀之中，即使再有一位學者出現，比本書實際譯者對他都應有所感激；因為他已在這里將一直封鎖著的西藏文獻和北傳佛教的寶庫為西方人開放了一部分。”（《度亡經》，241頁）
編者瓦爾特·伊文斯·溫茲（Walter Evans Wentz），1878年出生于新澤西州的特倫頓（Trenton）。早年對其父圖書館中關于招魂術方面的書感興趣，在少年時代，就閱讀了著名的通神論者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的《揭開伊西斯的面紗》(Isis Unveiled )和《秘密教義》(The Secret Doctrine)，受到通神論的影響。他是藏族喇嘛達瓦桑珠的入室弟子。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溫茲來到加尼福尼亞。1901年，他在當地加入了通靈學會美國分會。后來到牛津耶穌學院學習凱爾特民俗學。在那里，他加入了名稱取自他母親家族的一個家庭，因而改名為瓦爾特·伊文斯-溫茲。在完成《凱爾特鄉村的神仙信仰》的論文后，他開始環球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正在希臘，大部分戰爭時間是在埃及度過的。從埃及出發，他先到斯里蘭卡，后來到了印度。在印度，他造訪了設在阿達亞(Adyar)的通靈學會總部，見到安妮·貝珊。在印度北部，他向各位印度教上師，特別是斯瓦密·薩特亞南達(Swami Satyananda)學習。1919年，他到了位于喜馬拉雅山南麓錫金的大吉嶺。他從不久前剛從西藏回來的一名英國官員處得到了一些藏文書，并帶著一封地方警察主管寫的介紹信，將這些書帶到了在甘托克的錫金大君的兒童學校的英文教師處，在此結識了教師卡孜達瓦桑珠。此后兩個月，溫茲每天早晨學校上課之前都要去找達瓦桑珠。1935年，在卡孜達瓦桑珠去世后，伊文斯·文斯回到大吉嶺，雇了3名錫金藏族繼續為他翻譯其他書。這些書后來以《西藏大解脫書》(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為名出版。他一直是一位通靈者，后來寫過各種各樣和通靈有關的出版物。他一生中的最后23年在圣迭戈的克斯通飯店度過。在加尼福尼亞的恩西尼塔(Encinitas)的斯瓦密·約加南達(Swami Yogananda)的自助會(the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他度過了最后數月。溫茲一生根據喇嘛的譯文所編寫的關于藏傳佛教著作共有4部，除《西藏度亡經》外，還有《西藏大瑜伽師米拉日巴》(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a)（1928年），《西藏瑜伽與秘密教義》(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1935年），二者均以卡孜達瓦桑珠的譯本為藍本；《西藏大解脫書》(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1954年），以3名錫金人提供的譯本為藍本。（《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二、在西方世界的“轉世”
《中陰得度》傳入西方后，其中所反映的藏人的全新的死亡觀念和對待死亡的樂觀態度受到了懼怕死亡的西方人的極大的關注。自1927年其英文版《西藏度亡經》問世以來，在西方世界相繼出現了10多種“轉世譯本” 。
其中，達瓦桑珠－溫茲版影響最大，該書全名為《西藏度亡經或關于中陰的死后體驗，以喇嘛卡孜達瓦桑珠的英文譯本為據》（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r the After-Death Experiences on the Bardo Plane,according to Lama Kazi Dawa-Samdup's English Rendering），“達瓦桑珠－溫茲版，是第一種、也是最著名的一種版本。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以后該書各種各樣版本的正根，即使是所謂的藏文‘原本’，實際上也是由它演變而來。它導致以后許多轉世版本的出現”。 “1919年以來，作為《西藏度亡經》的轉世，在幾乎一個世紀里，它在西方一次次被人們發現；對這本書的重大發現共有5次（還有若干次較小發現）。就某種程度而言，每次發現都適逢其時。這些發現極大地滿足了‘中陰得度’注定要滿足的不同需要。……自從該書1927年首次以英文本形式面世以來，作為永恒世界的精神經典，它一直長盛不衰。在不同的領域，服務于廣泛的用途。和曾經為之服務的幾百年前的西藏相比，它與20世紀歐美文化時尚的關系要密切得多”。（洛佩茲）《西藏度亡經》自1927年初版后，先后于1936年，1948年，1955年，1959年，1960年多次再版，并被譯成多種其他歐洲語言出版。自1927年以來，僅各種英文版就已售出525，000多本。
三、西方人的死亡“圣經”
自《西藏度亡經》傳入西方后，西方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佛學家都對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給予很高的評價。其中，伊文斯·溫茲、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Jung）、德國喇嘛戈文達（Lama Anagarika Govinda）和約翰·伍德諾夫爵士（Sir John Woodroffe），對該書的翻譯、評論和闡釋在西方影響較大。榮格說：《中陰得度》“觀念雄偉，問題不凡”。“此書的教導切合人性，對靈魂的奧妙更有深刻的省察”。“自從《中陰得度》出版（1927年）以來，它一直是我常年不變的隨身伴侶，不但我的許多富于啟示性的觀念和發現要歸功于它，還有許多根本的認識或見地也要歸功于它。” “這本書所帶來的信息是，‘死亡的藝術’不僅跟‘生活的藝術’或‘出生的藝術’同樣重要，且為‘活的藝術’或‘生的藝術’的補充和圓成。”（伊文思·溫茲，第二版序）榮格寫道：它“提供的是向人類而不是眾神或原始野蠻人講述的一種明白易懂、僅能用理智理解的哲學。這種哲學包含著批判性的佛教心理學的精華。我們可以說，此書的雄偉岸然是無與倫比的”。“它們是如此的詳細和徹底地適應在死亡的人的條件下的明顯的變化，以至每一位嚴謹的讀者都必定要自問，這些聰明的老喇嘛究竟是否能夠看見第四維空間，是否能夠揭開最偉大的生命的秘密的面紗”。“本書的訓誡功能，也正是想幫助死者獲得解脫”。“我相信學者只要睜開眼睛，閱讀此書，并且不心懷成見的話，他一定可以大有收獲”。“《中陰得度》原本是密教的典籍，即使到了今天，不管有多少種注解出現，它的性質依然未變。何以故？因為此書只有對帶有精神理解能力的人，才愿開放”。
伊文斯·溫茲說：“本書譯者，已故格西喇嘛達瓦桑珠，指導編者從事西藏研究工作的其他飽學喇嘛，以及本書編者本人所抱的一個熱望是：希望西方能在此等密教教理，及其本身的基督教化的許多原則幫助之下，重新編組并實地練習‘死亡的藝術’以及‘生活的藝術’”。（溫茲，第二版序）“本書將一切偉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帶給如今轉生于這個地球之上的人類家庭的每一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種直到現在唯有東方人民通曉的‘死生之學’。”（溫茲，第三版序）“不但要使東西方人民之間獲得一種更佳的了解，同時還要糾正人們，尤其是整個西方人士，對于人類的根本問題――生死――缺乏正知，不加聞問的態度”。（溫茲，普及版序）
伍卓夫（Sir John Woodroff）說：“本書的正文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是一本討論死亡藝術的書；因為死亡跟生活一樣，也是一種藝術，雖然，此二者往往皆非易事。孟加拉人有一句俗語說：‘若人不知如何死，禮拜苦行有何益？’第二、它是一本宗教上的臨終治療手冊，一種以死亡儀式祛魔、教示、安慰以及砥礪即將去過另一種生活之人。第三、它描述亡靈面臨中陰時期的經驗，并在這段期間對他有所開導，因此，它也是一本‘旅行者的彼岸世界指南’”。（伍卓夫：《西藏度亡經》前言，漢文版，第13－14頁）
當代西方學者對《西藏度亡經》的評價也很高。彼得·比夏普（Peter Bishop）在《權力之夢――藏傳佛教與西方的想象》一書中寫道：《西藏度亡經》是20世紀到達西方的最重要的東方神圣文獻之一。它向西方人開辟了一種全新的意識景象。它樹立了一種模范的標準，以此來衡量其他論述死亡藝術的古代文獻。科林·威爾遜（Colin Wilson）寫道，受人尊崇的《埃及度亡經》與這部西藏文獻比較，只是“一盤粗糙的大雜燴”。我們都聽說它是作為一幅“意識地圖”、作為一部“神圣技術的手冊”、或作為一部“更高的現實層面的手冊”被查詢的。就像最佳的旅行向導，它限定路線并指出沿途的注意事項。馬萊尼（Maraini）稱它為“彼岸世界的一部旅行指南”。《西藏度亡經》向我們饋贈的是死亡迷宮的一幅地圖和指導我們如何通過我們的道路的一條路線。他說，這部西藏文獻的到來，也與西方關于喜馬拉雅山區的原始猩猩類動物雪人的一種迷惑相一致。這兩種想象，即中陰和雪人，表明了當時在西方關于西藏的幻想中的極端傾向。西藏文化和宗教很快就在西方人的眼中失去了其矛盾心理，并且成為所有已經在“墮落的”、工業化的西方消失了的一種日益增長的標準模式。
洛佩茲說：“《西藏度亡經》的出版，是與西方人對精神的權威和向導的一種渴望相一致的。《西藏度亡經》確實像一部手冊、一部旅游指南，但是是由“全知的賢哲”撰寫的。像一切游記一樣，敘述的風格增強了它的真實主張。它是用直接經驗的語言和一個故事的形式撰寫的。《西藏度亡經》被稱為關于死亡科學的一部教科書。它也是關于永恒、長生不老的科學的一部教科書。科學和古代智慧的幻想都匯集在這部文獻上。現代醫學科學長期向死亡宣戰，正如死亡確實也長期提供了大多數宗教的中心神話”。（《香格里拉的囚徒――藏傳佛教與西方》第2章）
文章來源：中國藏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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