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民間需求推動儒學的復興
2009年注定將成為陳來人生中值得銘記的一年。這一年，他離開了自己度過三十余年歲月的北京大學；這一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一職；這一年，他二十多年來寫下的主要學術作品輯為“陳來學術論著集”， 由在人文學術出版領域享有盛名的三聯(lián)書店推出……這一切，使他成了2009年國內(nèi)學界最受關注的學者之一。
談到“陳來學術論著集”的出版，陳來說：“大概2005年、2006年的時候，三聯(lián)就提出給我出一套著作集，當時我沒敢接受，畢竟，三聯(lián)只給陳寅恪、錢鐘書這樣的大師級學者出過文集，像我這樣的中年學者出著作集，是否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呢？大約過了兩年，我才答應此事。”
由論著集的書目，大致可以看出陳來學術上的成就。整套書由12種圖書構(gòu)成：《古代宗教與倫理》等3本是關于先秦思想文化的探討；《朱子哲學研究》等7本是關于宋元明清理學的研究；《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人文主義的世界》等2本關注的則是儒學的現(xiàn)代命運及現(xiàn)實意義。12本書放在一起，貫通了從三代到當代的歷史，幾乎可稱作一部儒家思想的通史。
對于自己的學術工作，陳來最為滿意的是朱子學、陽明學、船山學的研究。
朱子學方面，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朱子哲學研究》被譽為“為中國哲學研究樹立典范”之作，面世后二十多年來，在這個題目上，迄今未有超越之作。他的《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則展現(xiàn)了深厚的考證功力，在國內(nèi)外學界贏得了巨大聲譽。
陽明學方面，他的《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在哲學史研究、比較哲學研究、文獻史料研究、文化問題研究幾個方面都達到了很高水準，學界認為，此書將國內(nèi)陽明學提高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陳來坦言，在自己諸多著作中，這也是他最喜歡的一本。
船山學方面，他的《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對以往的王船山研究是一種“顛覆”——他認為，王船山并非所謂“啟蒙思想家”，而是“正統(tǒng)的重建”；王船山不是“反封建”，而仍是在“封建”中試圖恢復正統(tǒng)。“王船山并不是反朱子。我們以前只注意他早期著作，沒有注意他中期的著作，所以錯誤地以為他是反朱子的。特別是在四書的詮釋上，他后期的《四書訓義》并非反對朱熹，而是處處接著朱熹講。”陳來說。
對于自己研究先秦思想文化的三本書，陳來認為，它們似乎沒有得到歷史學界應有的重視，但他自己還是非常珍視。陳來告訴記者：“《古代宗教與倫理》不同于我的理學研究的進路，它大量運用了宗教學、人類學、原始文化研究、神話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梳理中國早期文化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巫覡文化、祭祀文化和禮樂文化；它們分別對應著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和倫理宗教三種宗教形態(tài)。由此出發(fā)，能夠較好地說明儒家思想的根源。”
陳來說，以前像章太炎等學者“原儒”，采用的是字源學的方法，認為儒從巫發(fā)展而來。而陳來認為，巫和儒之間有太久的時間間隔，從巫術中產(chǎn)生出相當程度上理性化和“脫魅”了的儒學來，幾乎不可能。“儒家思想是接續(xù)著三代文化的傳統(tǒng)的。因此，離開了三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發(fā)展，孤立地考察‘儒’字的源流，就難以真正解決儒家思想起源這一思想史的問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則是第一部春秋時代的思想史。
在研究先秦思想文化的三本書中，《竹帛〈五行〉與簡帛研究》是首次出版的新著，在書中，陳來亦提出了不少新見。例如，關于思孟學派，他認為思、孟是詮釋與被詮釋的關系。馬王堆帛書《五行》篇有經(jīng)部、說部，經(jīng)部乃子思所作已得到公認，陳來則提出，說部乃孟子所作。《荀子·非十二子》一篇中有一段話寫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tǒng)，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陳來認為，所謂“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講的就是《五行》篇經(jīng)部、說部的關系。“以前不少人對思孟學派的存在表示懷疑，如果我的說法是正確的，那么，思孟學派的存在就從文獻上得到了證明。”陳來說。
對于陳來這一代人來說，走上學術之途的道路注定是曲折的。
1969年，他17歲，差不多是今天人們上大學的年齡，他遇上的時代潮流卻是上山下鄉(xiāng)。那年春天，他離開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奔赴烏蘭布和沙漠，加入內(nèi)蒙古生產(chǎn)建設兵團，開始了一段“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生活。好在1973年他有機會被推薦上工農(nóng)兵大學，但讀的是位于長沙的中南礦業(yè)學院地質(zhì)系，既非名校，也不是他心儀的文史專業(yè)。在前往長沙的火車上，他心頭反復回響的曲子卻是《紅樓夢》里的那首《終身誤》：“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不過，命運終究不是全由上天決定，自由意志偶爾還是會有一點施展的空間。對于陳來，最重要的也許是，即使在內(nèi)蒙屯墾戍邊的歲月里，他也讀了一些書，讀馬、恩、列的著作是他最早的哲學訓練，中國書方面則讀了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游國恩《中國文學史》、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唐詩三百首》、三曹、白居易等文史圖書。上大學期間，由于沒有考試和作業(yè)的負擔，開始大量閱讀哲學、社科、文史書籍，《馬恩選集》、《列寧選集》、周一良的《世界通史》、敦尼克的《世界哲學史》等。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讀了希臘哲學史之后，再看馬克思的《數(shù)學手稿》，一下子就明白了。
“批林批孔”期間，讀北大編的《儒法斗爭史》和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是他第一次比較系統(tǒng)地接觸中國思想史。在批孔的時候接觸儒家思想，陳來發(fā)現(xiàn)，自己是認同孔子和儒家倫理學說的。
陳來學術道路上最關鍵的一步應該是1978年考入北大讀中國哲學史專業(yè)的研究生。在北大，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師——著名哲學史家張岱年先生。“從研究生的考取、入門的指引，到文章的推薦發(fā)表、畢業(yè)的留校，以及博士論文的指導、論文的出版，張先生無處不給我以幫助，他為把我引入學術道路實在是花了不少心血。”陳來回憶道。
在陳來看來，張岱年先生在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崇高地位與影響，主要來自于他對中國哲學思想資料的全面把握和準確詮釋。“在這個意義上，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張先生治學方法的正宗傳人。我從張先生學到的治學方法，說來也很明白，這就是張先生經(jīng)常重復的司馬遷的名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陳來說。
陳來學生道路上另一位重要老師是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友蘭先生。他曾經(jīng)有幾年時間做馮先生的學術助手，幫馮先生寫作《中國哲學史新編》，這個過程，當然也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在張先生那里，陳來學到的是具體的治學方法；而在馮先生這里，他獲得的是一種道學氣象的浸染。
1978年之后的學術道路可謂遂順，伴隨著一部部專著、一篇篇論文的產(chǎn)出，陳來的學術地位亦不斷提升。不過，偶爾有幾次，他很不開心。
1990年，遼寧教育出版社計劃出版“國學叢書”，張岱年先生作主編，陳來寫了一冊《宋明理學》。“國學叢書”出版后，國內(nèi)以“國學”命名的出版物接連出現(xiàn)。1993年，人民日報報道了北大學者從事國學研究的情況。這引起了一些反對傳統(tǒng)文化的人的注意，一家雜志刊登文章，認為“國學”的概念是排斥社會主義文化的可疑觀念。張岱年先生對陳來說：“現(xiàn)在看來有種種誤解，研究國學不是復古，你可以給他們打個電話。”陳來打了電話，但誤解并沒有消除，反而引來了進一步的批判。
實際上，整個80年代、90年代，國學往往被人們認為是保守的、落后的、阻礙現(xiàn)代化的，不時受到一些打壓。陳來也被目為“文化保守”的代表，甚至，有人罵陳來發(fā)出的是“封建主義的呼聲”。國學的地位真正有所改變其實是近幾年來，這就是當下所謂的“國學熱”。
“伴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中國文化的復興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這個背景下，儒家文化的復興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儒家文化的復興不是少數(shù)幾個人促成的，也不是上面推動的，而是反映了民間的需求。在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儒家文化一定會占有一個位置。”陳來說。
在陳來看來，儒家文化復興也好，儒家哲學復興也好，都不會是一花獨放，一枝獨秀,而將是多元中的一元。“儒學在當代的意義主要在幾個方面：一是社會倫理方面，二是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方面，三是個人精神和心靈的安頓方面。儒學復興不涉及政治制度的重新安排，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都沒有直接的沖突。因此，我對儒學發(fā)展的前景是樂觀的。”陳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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