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州市某家屬院，一名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傷后自殘，被送到醫院后危在旦夕，嫌犯親屬、公安機關以及民政部門都拒絕救助。危急關頭，當地某新聞媒體的記者出資2000元救助嫌犯使其保住性命。此舉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有人認為這是義舉，而不少人卻指責這是作秀。（《河南商報》8月2日）
姑且不論當事人的動機何在，即便那些指責記者作秀的人，也認為犯罪分子擁有最基本的生命權，只不過其指責的焦點，在于由誰來充當救助嫌犯的主體。
毋庸置疑，出資的記者并沒有救助嫌犯的法定義務。否則，他的舉動就不過是正常的履行職責，根本不具有任何道德上的可褒揚性。如果救助包括嫌犯在內的所有困難人群，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倫理和法律底線的話，沒有履行救助義務的相關部門，當然難辭其咎。
記者出資救助嫌犯，是一個助人的自覺行為。正如任何人都不能以道德，強迫其他人見義勇為一樣，同樣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指責他人的助人為樂。任何道德批判，以動機評判個體的做法，無疑都是一種可怕的“誅心論”。事實上，“救人的結果”就是最真實的動機，也是最無可辯駁的事實。
法律中有一個基本的信條是，人永遠是目的，而制度不過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之所以有論者要指責助人者在作秀，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是，個體的義舉難救制度之弊。無疑，從理論上講這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制度存在弊端或者制度的執行者沒有履行職責時，個體就不該主動伸出援助之手。
制度的完善人人向往。可世界上永遠都不會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既然我們都可以為“制度之弊不能免除個人責任”鼓與呼，那么為什么不對那些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救贖制度弊端者，給予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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