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華
7月30日晚10時許，家住四川自貢大安區某社區的李文兵乘涼后回到家門口的過道時，發現一男子正墊著腳朝自家的浴室張望。此時，李文兵的女兒李琳（化名）正在浴室洗澡。李文兵沖上去一看，那人竟是鄰居趙軍。隨后，李文兵報警。很快民警將趙軍抓獲。對此，大安公安分局以實施侵犯他人隱私的行為，給予趙軍5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
記得有學者曾疾呼，別讓“偷窺時代”提前一個世紀降臨！的確，而今偷窺、偷拍、竊聽他人個人隱私的行為已有自潛伏期向“外顯期”過渡的趨勢。即便自今年3月1日起實施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規定偷窺、偷拍等行為將受到治安管理處罰。但真正如自貢警方這樣，讓偷窺者如此之快地受到處罰，筆者覺得頗為新鮮。
新鮮也好，下一步各地按《治安管理處罰法》加大執罰力度也罷，相信偷窺這個社會沒落墻壁上滋生的頑疾，是不會輕易自愈的。越來越多的偷窺報道，越來越多的偷窺鏡頭，越來越多的對偷窺的擔心，都接踵而至了。這種擔心和覺察以及國家法律的強力跟進，能在多大程度上壓制偷窺的邪氣呢，這是一個疑問。
其實，偷窺、偷拍盛行成今日的這幢大樓，非一日之“功”，完全是我們社會的頹廢思潮的一塊塊磚頭砌就的。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一提到偷窺，很容易將這樣的行為聯系到克格勃、中情局等機構干的高科技“勾當”，與草根階層之間沒啥瓜葛。而大多數被偷窺、偷拍者，都是有地位有名氣的公眾“星級”人物，但幾年過去，這種既定的“偷窺形態”便被打破。
這樣以來，不管是貴族化的明星還是草根化的百姓，偷窺者似乎已不在乎被偷窺對象的聲望與地位，更傾注于一種感官刺激。他們正是抓住被偷窺者堅守的個人形象不被“第三只眼”偷視的這一要害，而一次次摸黑爬墻實施偷窺、偷拍，并利用他們偷窺時的短暫快感，去填空心中的空虛，去利用偷拍后的“作品”對被偷拍者的公眾形象進行曝光要挾以達到自己物欲的目的。
基于此，我們似乎很容易在自貢警方開出的這筆“偷窺罰單”前感到悲意。按一位著名學者的說法，任何社會道德的問題淪落到靠法律去懲辦之時，這個問題已無可治愈。我們當然不能輕易灰心地認為偷窺現象的不可治理，但我們完全有理由渴望社會盡早樹起一根痛恨偷窺的道德高標。
特別是我們的社會組織不應過早向強大的丑陋意識繳械，將急需重塑的道德約束盡快推給法律，即便法律已出臺。社會需要法治，但是，社會更需要法治在最需要的時候才出現。社會意識道德看起來是一個虛擬的命題，實則卻是一個完全可以觸摸的現實。當公權人、明星、百姓在下意識地對諸如偷窺這樣的不道德行為進行“逆向鼓勵”時，一種惡性循環的道理淪喪就會趁虛而入，到那時，任何法治意義上的處罰都顯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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