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秀芹：仲老師主要還是更多的從加強勞動權益保護這個角度談的，王老師能不能從經濟模式的角度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王育琨：我最近看了全國并購公會會長王巍寫的一篇報告，叫做《全球化背景下的另一個中國》，他正在分析我們這種商業模式、這種生產方式到底是什么樣的結構，我從王巍的報告里面選取三個觀點說一下。他第一個說，西方有評論家驚呼“中國正在摧毀資本的道德底線”，為什么這么說呢？中國這種生產方式是以犧牲人們福利的方式，已經打倒現代條件下資本道德倫理價值的底線以下，當然現在說的資本不能說原始的資本積累了，而是現在的。像富士康每周工作80小時，只拿500元錢，應該說到了資本的底線，因為把我們的勞動力的只是維持在簡單再生產的底線的部分，沒有另外的東西，所以西方的評論家驚呼中國正在摧毀資本道德底線，這種說法雖然有其背景，但是也可以供我們警醒這個世界。
第二個，王巍比較了日本的發展，從50年代到80年代，這30年日本的經濟突飛猛進，他分析了日本這30年，也比較了我們從78年到現在年份差不多相同的高增長，也是30年。日本在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日本工資成長的速度比美國快70%，就是日本的戰后經濟增長不是靠把員工的再生產放到底線上，是在提高，比美國要快70%，到80年代的時候已經達到了跟美國同樣薪酬的水平。而我們30年中的工資增長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我們現在才只達到日本工資的4%，同樣一個工人他們能收入100美金，我們也只能收入4美金，就是這么一個水平。我感到這個數字比較說明問題。
“廉價勞工+低技術”培植不起中國制造業的未來
第三個數字，王巍研究問題研究的很細致，他研究出第三個數字，中國的勞動成本這么低到底跟美國、跟日本的勞動成本怎么個比法呢？
就是說你在創造同樣的增加值你的成本是多少，就這個指數來比，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只相當于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于中國的1.2倍。所以日本佳能公司現在在把他的生產制造基地從中國搬回日本去，索尼的制造中心就是在日本，為什么不到中國來呢？就是說日本的勞動成本只多出中國勞動成本的20%，也就是說從長久來說一個國家真正想成為制造基地、真正想成為世界工廠，沒有員工、沒有人員素質的提高、沒有技術的提高，就想在國際上承擔一流的競爭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個數字的嚴峻性就在這個地方，我們現在不管是從公司來講，還是從國家來講，還是從各級政府來講，一定要反思一個問題，就是你廉價勞動力、低技術培植不起中國制造業未來的競爭力，這是一個核心問題。廉價勞工+低技術=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這個問題是很讓人驚醒的，現在我們確實需要從全民、從國家，尤其我們現在新一屆的政府是強調民本社會，民本思想已經成為了這屆政府綜合國策的基本的出發點，在這么一種情況下，我們上下左右一定要充分的認識到，沒有一個民族人民素質的提高就沒有這個國家的競爭力。這是個很深刻的問題，并不是說我們要簡單的維持這個比較優勢，壓低勞動成本，沒有認識到核心問題。核心問題是廉價勞工跟低技術等于落后產業，沒有未來與出路。
進一步探討，全球化已經深入到這種程度了，資源已經在全球整合配置了，如果中國的企業不出一大批的企業家，你主動打出自己的品牌，去全球整合組織生產、整合資源，那么只能被動的享受人家的貼牌生產，只能到大公司、到五百強了還是這么一個悲慘的境地。所以核心問題主持人剛才說的非常對，應該反思我們的生產方式，應該反思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什么樣的制造業，這個問題上來。
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是制造業的核心所在
仲大軍：是要反思我們的發展模式。
我補充一點，我們國家重視的是GDP和技術的發展，忽視的是人的發展，說到底沒有考慮到一個國家的發展最后標準是什么，難道是一個大會場、一個大工廠建筑，真正的發展是人的素質的發展、人的知識技能的發展，我們要發展13億人的問題。可是我們現在的政績是什么？浩大工程、大項目，全是這些東西，我們根本沒有想到人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可是人恰恰不能計算在GDP里邊，這就是一個統計最大的問題，物質的我們可以統計出來，都可以用貨幣數量表示，這個人怎么表示出來？我們追求的目標，整個又是一個GDP的數量，可以看我們的發展發生了多大的傾斜，我們這種發展前景是極其危險的。到后來最大的致命問題，就是勞動力資源后繼不上，剩下一些老弱病殘。你說我們用這樣的低成本打造出一個GDP來，我們最后的勞動力隊伍怎么辦，人力資源被嚴重的消耗了。我們國家現在還有10年，人口紅利時代就消失了，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利用的全是50年代建國以后高生育期出生的這批勞動力，很快這批勞動力就過去了。下一步就沒有被比喻成勞工紅利的這么多的廉價富余的勞動力了，那時候的勞動群體、人力隊伍又沒有很高的技術，又沒有通過勞動工資培養出一大批有技能的、受過更好教育的下一代的勞動隊伍，這個國家怎么后續發展呢？所以說這是一個嚴重的國家大的發展觀的問題，實際上通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反映出來一個大的國家發展觀的問題。
剛才王巍先生的那個論斷講了，中國對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產生了沖擊、產生了顛覆性的作用，這是一個巨大的震動。
仲大軍:摧毀的是個道德問題，我們要更清楚的點出來，摧毀的不是某一個制度、某一個規章法則，是一個道德底線。我再補充一個材料，我們有統計的，我們發現在英美資本主義西方國家發展的時候，當他們原始資本主義發展到中期工業化的時期，他們那些國家勞動工資收入從來都是大于資本收入，就是當馬克思主義那個時代的時候，英美國家，像美國一八六幾年勞動矛盾最嚴酷的時代，可是他們的勞動工資仍然大于他的工資收入，就是當這個企業產生這些利潤，利潤大部分被勞動者拿走了，資本家留下的還是少數的。
王育琨：我同意仲老師的說法，像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反復強調民本思想，一定要從這個方面考慮，民本思想一定要落到實處。什么實處呢？就是把國家戰略的核心定標要定標在人民素質的提高上，人民素質的提高一個很重要的通道就是隨著企業的發展、隨著經濟的增長要讓勞動收入有相應的增長。像仲老師剛才提供的數字，資本主義最嚴酷的階段都是勞動收入要大過資本收入，總我們現有的統計來看，日本30年的發展工人收入增長的速度要超過美國的70%，30年增長的結果是什么呢？結果就是日本人的收入跟美國人的收入持平。但是我們這30年的增長，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強調民本思想，我們這30年的收入的增長跟經濟增長反向運動。現在新的大學畢業生要說找工作都比較難，現在新的大學畢業生也就開始五六百塊錢的收入，大學生五六百塊錢是什么概念？就是說我們勞動收入低的這種趨勢已經開始從簡單勞動力、從山里面出的打工仔、打工妹，開始向知識的勞動群體轉移，就這么一個背景，如果大學生畢業也是五六百塊錢的話，也是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化，以前的學的知識全部淘汰了，那我們經濟增長的目的又在哪兒呢。所以這個問題要提高到一個很強很強的國家戰略高度來認識，怎么建立我們一個民本的和諧社會，你要認識到各級政府也好、社會也好應該呼喚一種良知，這種良知就是，沒有人民的發展中國將來發展的潛力不會很大。而中國發展所有的目的都應該是在于我們人民的發展，人民的素質、人民的福利層次的提高，福利層次老是不提高對經濟高速增長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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