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部隊后，女兵們開始了解到部分真相，經過一番無奈的掙扎后，紛紛服從了組織安排的婚姻。雖然也有少部分性格剛烈的女兵堅持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終身伴侶，但后來盧一萍走訪時，卻發現“那些當時突破層層阻力，自由選擇愛人的，一生反而比較坎坷，老時養老金也普遍比較微薄，子女教育也不盡如人意，總的看來，未必比組織包辦的幸福”。
“那些能夠頂住壓力自主選擇丈夫的，普遍自身文化程度比較高，她們所選擇的伴侶，多數都是年輕而且富有才華的。在隨后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他們的才華反而成為一種負擔，他們很少有人能夠逃避政治風暴，一生坎坷多磨，子女教育也被耽擱了。”盧一萍說，“反而是那些服從了組織包辦婚姻的湘女，一生比較順利，老年時生活也比較有保障。因為組織當時為她們選擇的主要是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出身根正苗紅，在以后的政治運動中，他們能更好地保護家人。”
但無論結局如何，老人們對她們的婚姻經歷，對所謂的政治包辦，對于這段歷史，始終帶著強烈的否定態度。在這段隱沒的歷史里，有許多人希望能夠有人真實地記錄關于她們的一切，但也有人選擇了沉默。盧一萍曾經輾轉4000公里，去拜訪一位女兵，但幾經周轉終于見到老人后，老人卻突然拒絕了采訪。盧一萍表示深切理解，對于她來說，回首往事是一件很難承受的事情，就連他自己，在傾聽了上百次別人的坎坷經歷后，也深感人生的沉痛不堪其負。“我的書出來后，她們普遍很感激，因為有人把真實的東西記錄了下來。”盧一萍說。
流為傳說
當年的女兵今天普遍已經到了70歲以上，分散在新疆以及她們老家各地，由于結婚時就有年齡差異，許多人的老伴已經去世，而當時的決策者也普遍不在了，這也許是人們能夠直面歷史的原因。盧一萍很慶幸他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機遇，如果再過幾年，老人們的精神狀態和記憶準確度將會使他們的回憶大打折扣。
“我們中國人普遍有一種情緒，在若干年后再回憶某段歷史，就不再肯認真面對，而總是帶著一種輕松調笑的語氣，過去就過去了唄，這種不入正史的歷史就這樣慢慢湮滅。就像當時的女兵見到了負責征兵的熊晃，也只是半帶開玩笑地責備，并不打算去追究他的責任。”盧一萍說。
在盧一萍看來，這樣的作品如果能讓新聞記者或者歷史研究者來完成應該更好，因為他畢竟是一名作家，而作家在寫東西時，總難免帶上自己的情感。令他感到不安的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位學者把這段歷史當作一個題目來進行研究，“難道這一類的歷史，就只能以傳說的形式流傳下去？”
孔方兄插足
金錢對于婚姻的侵犯來得猝不及防，而人們總是把它歸結為道德問題
-順次：第三次婚姻革命
-標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時間：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但影響至今
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一句話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以經濟建設為綱”，恐怕沒有人想到這句話也被廣泛應用到中國人的一切領域之中，包括婚姻。
婚姻的新革命來自政治從中國人生活中的淡出，以及這個時代的新追求，當物質取代政治、成為整個國家和人民追求的第一要素后，它無疑也在婚姻生活中成為左右人們行為選擇的具體要素，物質主義成為婚姻的主題詞。
與此同時，左右婚姻行為的另一要素法律在1980年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修訂后的《婚姻法》把感情破裂作為離婚的依據，中國人離婚開始變得容易，進出婚姻的門檻放底，從1980年開始，離婚開始成為中國式婚姻中正常存在的一個部分。
“三轉一響”
隨著一系列的嘲諷相聲， “三轉一響”成為一個流行詞語，并很快變成“三轉兩響”，這個源于農村的詞語很快成為中國人通行的彩禮標準，隨著“三轉兩響”一同而來的還有嶄新的住房，結婚成本成了中國人，尤其是擁有兒子的中國人的一項最重大的支出。與之般配的流行詞語還有“高價女”，以及“拐賣婚姻”。在福建、江蘇等盛行高彩禮高陪嫁的地區，從貧困地區買媳婦成了擺脫高彩禮的一種方法，從而形成了新的社會問題。
可見通過數據看見的一大現狀是，這種對物質的盲目追求并未獲得幸福和穩定的婚姻，當人們發現錯誤后，又急忙去修正它。據一項對中國11個區縣統計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中國上世紀80年代前期的離婚者中，有22%結婚不到一年，另有22.2%的人結婚不滿兩年，2/3以上的離婚事件在婚后4年內發生。
跨國婚姻
那個在《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清純默然的“荒妹”沈丹萍，于1984年突然從中國熒屏消失，并成為第一個嫁給老外的中國知名影星。沈丹萍與烏韋的這樁婚姻，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不停地有走紅的女影星突然消失，并開始有小道消息說，她們有的在國外刷盤子，有的嫁給了老外。這股風氣在上海尤其風行，其中1981年至1985年、1989年至1992年是上海涉外婚姻增長最快的兩個時期。前者從每年396對增加到826對，年均增長15%；后者從每年802對增加到2555對，年均增長33%。
上海民政局法規處處長周少云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涉外婚姻的快速增長，主要是因為上海人發現與世隔絕多年后上海落后了，有些女性就想通過外嫁來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和物質生活條件。當時的涉外婚姻幾乎是清一色的“滬女外男”型，“老夫少妻”在其中占了很高比例。由于年齡和知識層次存在較大差異，加上語言不暢通、缺乏感情基礎，導致以后出現了許多婚姻危機。
“高知”、“洋人”、“大款”，急功近利的中國人的婚姻期望朝著一個又一個的山峰攀延。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那些急于求成的人們徹底擺脫傳統道德束縛，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傍大款。同時，由于時代新的矛盾凸現和人們對于離婚的觀念徹底轉變，到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人離婚情況開始逆轉，結婚5～10年以及10～15年的中年夫妻開始成為離婚的主流，而結婚不到4年的離婚者所占比例已經下降到38%，離婚已經主要成為中年人的事情。
秦香蓮上訪
1983年，由36名婦女組成的“秦香蓮上訪團”聯合到全國婦聯上訪，狀告她們的丈夫是陳世美。這些女性都是知識分子，她們在過去的歲月里自覺地支持了丈夫的事業，讓他們繼續學習深造，可憑借文革后的機遇翻身后，這些丈夫們竟紛紛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條，提出離婚，不要糟糠之妻了。
在這一著名事件里，中國人第一次聽到一個新詞匯，“第三者插足”。官司最終打到中央，當時中共中央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他做了一段著名的批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工青婦都要關心這個問題。”這段批示最終成了上訪婦女勝利的武器，36個陳世美沒有一個離成婚的。
“但在10年之內，他們全部都離婚了，一個都沒有剩。”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會長夏吟蘭說，她當時對這一事件高度關注，“《婚姻法》的修改并不是導致離婚率上升的原因，它只是讓那些不幸福的婚姻更容易解體。”
而樊愛國供職的《婚姻與家庭》雜志社作出了另一種反應。80年代的另一個新名詞“道德法庭”正式出現，“法律沒有辦法懲處你，但我們可以用社會的力量對你進行審判和譴責。當時離婚的婦女很多，她們的出路何在，我們當時就宣傳，女人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強，一個婚姻的結束是另一個婚姻的開始，不幸婚姻的結束是幸福婚姻的開始。你不應該老在哭泣，你應該尋找建造自己的新生活。”樊愛國說。在今天，“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八個字仍然鐫刻在全國婦聯的大廳影壁上。
楊大文：婚姻法見證婚姻變革
作為婚姻法專家，楊大文見證了法律的修改，也見證中國婚姻的變革
“我國婚姻家庭法的建設起步很早，它是新中國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質的法律，但是后來就相對滯后了，長期沒有修改。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粉碎‘四人幫’以后的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副會長楊大文說。
1950年《婚姻法》的內容比較簡單，一共才27條。因為它的宗旨主要是破舊立新，所以內容并不是很具體。楊大文認為，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就應當修訂《婚姻法》，把立法的鋒芒從破舊立新轉移到全面調整婚姻家庭關系方面來。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完成這個任務。
1962年國家再一次進行全部民法的起草工作。當時毛澤東說：我們要立法，不僅刑法要搞，民法也要搞。《婚姻家庭法》是廣義民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一次的民法起草工作也沒有完成，因為“文化大革命”很快開始，全部民法的起草工作隨之停止。
1980年《婚姻法》
1978年，全國第四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很多婦女代表認為在十年浩劫期間，婚姻家庭方面出現了很多問題，諸多在建國初期已經破除的陳規陋習，比如包辦、買賣婚姻、借婚姻問題索取財物等又重新抬頭，趁機蔓延。當時的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給黨中央打了一個報告，希望能夠撥亂反正，解決婚姻家庭領域的一些問題，同時提出要修改《婚姻法》，通過新的法律的貫徹執行來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黨中央主席還是華國鋒，主管工會、青年團和全國婦聯的是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汪東興看了康克清的報告，就批了一個‘準備同意’，請華國鋒主席、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副主席來審閱，后來他們都同意了。當時全國婦聯的領導同志就找到我，讓我參加新《婚姻法》的起草工作。”楊大文說。
當時中共中央成立一個修改《婚姻法》領導小組，由康克清任組長，另外找了各有關單位的領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解放軍總政、民政部、國家民委、團中央、總工會等。這些領導參加領導小組，楊大文在辦公室做具體工作。起草工作于1978年底開始，匯集了數百位專家開展工作，新《婚姻法》在1980年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通過，從此取代了1950年《婚姻法》。
和1950年《婚姻法》相比較，1980年新《婚姻法》在原則部分增加了實行計劃生育和保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內容，對結婚條件做了若干修改，把法定結婚年齡從1950年《婚姻法》的男20歲、女18歲改成男22歲、女20歲，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結婚的規定。1980年《婚姻法》還擴大了對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調整，將親屬關系的調整范圍擴大到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孫子女(外孫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間。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1980年《婚姻法》對離婚的法定理由做了一個實體性的規定。這是一個新突破。1950年《婚姻法》對離婚只有一個程序性的規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離婚，可以由區人民政府調解，如果調解無效，可以起訴到基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決。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一個實體性規定：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這一條款在起草時，成為爭議最大的一條。有的專家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但也有人認為，應該忠于愛情，不能輕易離婚。
“1980年《婚姻法》有巨大的歷史功績，它把經過‘文化大革命’破壞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引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1980年《婚姻法》的貫徹執行對中國婚姻家庭制度改革起了很重要的歷史作用。”楊大文評價說。
2001年《婚姻法》
1990年是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行四十周年，也是1980年《婚姻法》頒行10周年。當時法學界開展了一些紀念活動。楊大文回憶說：“當時我們把一些論文編了一個冊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提出1980年《婚姻法》應該修改。”因為改革開放以后，婚姻家庭領域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和問題，比如人們的婚戀觀不斷更新，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權利觀念不斷強化；婚外同居現象增多，家庭暴力時有發生等等，1980年《婚姻法》已經不能適應客觀需要。這個建議提出來以后，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當時中國法學會委托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進行研究。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集中研討了關于《婚姻法》修改的問題，后來會議決議責成在北京的理事向立法部門溝通，提出這個問題。
楊大文介紹說，當時他和中國政法大學的巫昌禎教授都是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婦女兒童專門小組的成員，通過組長聶力中將提出了這方面的建議。內司委很重視，曾專門召開會議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很多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在兩會期間都提這個問題。
“1995年全國人大有個提案，是聶力中將領銜發起的，很多代表都簽署了。這個提案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視，要求內務司法委員會進行審議。1995年10月，內務司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了提案的審議報告，認為1980年《婚姻法》應當修改，因為它滯后了。”楊大文回憶說。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5年10月通過了一個決定，將修改1980年《婚姻法》列入立法規劃。修改1980年《婚姻法》正式列入了全國人大的立法議程。
“當時專家們主張一步到位，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所以起草了一個較大的草案，有140多條。第二次草案被捅出去了。結果引起了很大的風波，針對這個草案引發了很多爭論。”楊大文說。
前期工作完成以后，草案報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工委和專家試擬稿起草小組的想法不太一樣，修正后的《婚姻法》基本上采取了法工委的方案。“我們的草案有140多條，法工委認為應當先就現實生活中一些必須解決的問題作若干修改、補充，關于婚姻家庭法制的全面完善等到制訂《民法典》的時候再說。”楊大文說。
修正后的《婚姻法》增設了“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為第五章，較為全面地規定了對家庭暴力、虐待、遺棄行為受害人各方面的救助措施；確立了因一方犯有法定過錯導致離婚時無過錯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在內容做了許多重要的調整和補充。比如在法律原則方面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內容，規定夫妻應當相互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關系。在結婚方面，確立了婚姻無效和可撤銷制度。在家庭關系方面，詳化了法定夫妻財產制，明確了夫妻共有財產和個人所有財產的范圍；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約定財產制等。在離婚方面，列舉了法院判決離婚的具體理由；規定雙方約定實行分別財產制，一方在家務方面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享有補償請求權等。
“2001年對《婚姻法》的修改加強了對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調整，幾年來的實踐證明，這次修改《婚姻法》是成功的。”楊大文說，“但是，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立法措施，如果我們從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高度做理性的審視，2001年修改《婚姻法》以后，還有許多立法空白，婚姻家庭法制還不夠完善。”
總愛情的歷史映像
有一部關于愛情的電影讓人淚流滿面，但那種感動并非來自主角的表演，而是暗合了人生的某種隱喻
在政治尚未取代生活的年代，革命電影也花紅柳綠，中國上世紀50年代拍攝的許多革命電影，總是能在某個時候偷偷地又回潮一次，比如《柳堡的故事》，這其中的愛情因素功不可沒。
比起令人窒息的70年代，50年代的電影普遍輕松活潑，在革命的氛圍里不忘渲染家庭與生活的輕松幽默。1958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創作一部反映大公社新生活的電影，兩位年輕的作家卻創作出一部充滿俊男美女的歌舞風光愛情片《五朵金花》。而隨著進城后，換老婆也成了50年代的一大熱門事情，從《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我們可以看到這股糜爛之風開始向革命隊伍進攻，而《李雙雙》為《婚姻法》的宗旨起到了普及作用。
即使在彰顯男性氣質和英雄主義的戰爭片中，對比美國的《野戰排》來看，國產電影仍然浪漫許多，在戰斗最激烈的山頭，1956年出品的《上甘嶺》仍有一位漂亮的女衛生員帶領大家歌唱“一條大河波浪寬”。
隨后，隨著政治運動的深入，愛情的小情趣逐漸被當作資本主義余毒從革命影片中漸漸革除，在60年代出品的革命電影中開始變成了頌贊親情，比如《冰山上的來客》，到了70年代的五個樣板戲，片中的女主角不是孤女就是寡母，就連萬惡的反動派搶親的戲都逐步被刪減，“不愛紅妝愛武裝”，樣板劇中的男女主角最后終于到了無性別差異的境界。
到1978年以后，萬物復蘇，在塵封多年后，中國導演的創作激情又一次被激發出來。1980年，可以被稱為中國第一部偶像劇的愛情電影誕生，由張瑜和郭凱敏主演的《廬山戀》讓年輕人一次又一次地涌入電影院。而另一部關于政治婚姻題材的電影《天云山傳奇》則引起了人們的巨大爭議，年青的一代紛紛表示不理解，為什么女主角宋薇不忠實于她的感情，要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而嫁給一個組織部長？經歷過50年代以來的政治風浪的中年人們，則表示深刻理解。
中國導演對于中國人婚姻愛情現狀的現實映射于1981年走向高峰期，那一年最成功的影片叫做《沒有愛情的角落》，這個名字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內心，片中一個模糊的裸露的乳房鏡頭，成為中國電影驚世駭俗的一筆。影片所影射的中國人30年倒退的婚姻愛情現狀，讓人無語淚流。那一年好看的電影還有《知音》、《小街》、《沙鷗》、《傷逝》等，普遍彌漫著對愛情的小心刺探與悲劇性的影子。
與歷史的沉重相比，反映現實生活中的愛情婚姻的影片顯得詼諧輕松，1981年，一部由小品改編的電影在中國風靡一時，那部電影叫做《嫁不出去的姑娘》，這部電影展示了在80年代初期年輕人擇偶的兩種標準：被正面描畫的姑娘是看中男方的潛力：肯上進愛學習有前途；受到批評“高價女”的標準是以聘禮多寡決定婚姻大事。這兩種標準的區別在于，你是看中了男方的即時支付能力，還是看中了他的期權。而影片中反映的農村家長強索彩禮的行為在當時的農村非常普遍。另一部拍攝于1981年的喜劇電影《喜盈門》反映的也是相似的主題：年輕人的就業和婚戀。
進入90年代，此時的中國電影已經轉向以張藝謀、陳凱歌領軍的第五代導演，所拍攝的電影無力于映射現實，又無力于批判歷史，只有反復以電影畫面和營造某種特殊氛圍取勝，典型作品比如《我的父親母親》，影片遠遠談不上喜聞樂見四字，更難像80年代初的影片那樣，引起觀眾的強烈呼應。倒是電視劇一直緊跟人們的生活，當時中國人的婚戀問題集中轉移到中年人身上，電視劇也隨即將問題焦點轉移到婚外戀、傍大款、移民、下崗等問題上，拍出了《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等一系列熱門劇。而同期能讓人回想起來的現實主義電影，只有馮小剛的《一聲嘆息》等不多的幾部，在這部影片里成功地影射了中國人的婚外戀后，馮小剛又接著就這一題材接連續發力，一直拍到2004年的《手機》。
對于歷史，電視劇也時有力作出現，1995年反映知青回城后遺癥的《孽債》風靡全中國，在2005年夏天東方衛視再次拿出來播放時，竟然打敗了《人魚小姐》等韓劇，成為該市夏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2003年的《激情燃燒的歲月》再次成為熱門劇，而同樣是講述政治包辦婚姻題材的作品，在1980年的《天云山傳奇》里，充滿的是酸澀和懺悔，而在《激情燃燒的歲月》里，酸澀的成分已經被消減殆盡，有的只是多年后回首往事的那種調笑。
許善斌：婚書中的婚姻變遷
翻開這些規格不一、形態各異的婚書，一部反映中國人婚姻百年變遷的歷史在眼前活靈活現起來
許善斌是個收藏迷。提起收藏，有人迷字畫、有人迷古董、有人迷石頭、有人迷瓷器，老許迷上了一個“偏門”——證照。老許說，收藏被稱為愛好，一個人往往有多個愛好，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最容易出成績。老許終于找到這個“最”了。證照不僅是他最喜歡的，也是最適合他干的，“收藏證照不僅適合我的住房條件和經濟條件，還讓我找到了一種‘老大’的感覺。”
十余年來，老許收藏的證照已接近3000件，被精心整理為民俗、政治、教育、經濟、文化等九大類。其中，婚書系列在藏品中是一個亮點。老許收藏的有關婚姻的證照和文書，從清朝同治年間的婚書到“文革”時期的“新婚培訓合格證”，時間跨越百年，種類包括娃娃親文書、結婚證、離婚證、復婚證，甚至還有偽滿時期的賣老婆文書。翻開這些規格不一、形態各異的婚書，一部反映中國人婚姻百年變遷的歷史在眼前活靈活現起來。
老許用一張張證照展開了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國婚姻家庭變遷史。他還要結合自己的收藏實踐，把大半輩子的經驗留給后人，《收藏而已》和《吃虧不虧》兩本小書已經存在了他的電腦里，老許說：“這些精神財富終于可以與我分離了，融進社會屬于更多的人們，我再也不擔心它會與我同歸于盡了。”
最老的婚書：
“天作之合”的奇思妙想
這是清同治十一年(公歷1872年)的一張婚書，距今已130多年。在老許的婚書藏品中，它是最老的一張。“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沒有，這張婚書上面的‘天作之合’只有一半，說明婚書的書寫者當時是將男女兩份婚書疊在一塊寫的，男女兩張合在一起，字就完整了，”老許說，“這個奇思妙想把‘天作之合’的詞意表現得淋漓盡致。”
娃娃親
這是一張被老許稱作“婚姻期貨”的娃娃親文書。上面寫著“名芳梅行一年二歲民國十七年九月初五日子時生”，“表明這個女孩叫芳梅，排行老大，現年2歲，可是已經許配了人家。”老許說，“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典型的包辦婚姻。”
革命根據地時期的結婚證：
附婚姻條例
革命根據地的結婚證，已經傳達出現代婚姻的觀念。這張結婚證是1948年晉冀魯豫邊區涉縣政府頒發的，上面附了《晉冀魯豫邊區婚姻暫行條例》第四章，明確寫著“結婚須男女雙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強迫”的原則。
建國之初的結婚證：注明婚姻自主，標有婚前財產
男女間的“正式婚姻合同”真正在全國推廣開來是在1949年以后。新政權提倡男女平等，推行新式婚姻。在這張結婚證上，最為醒目的是“婚姻自主”四個大字，預示了一場轟轟列列的婚姻革命即將開始。“這紙婚書中不僅有男女雙方的情況介紹，連介紹人和證婚人也列在其中。”
“特別令人感到超前的是，上面還標明了‘婚前財產’，就我所知，男方10口人6間房24畝地3頭驢，在當時的農村雖算不上‘大款’，起碼也是‘小康’了。”
賣妻文書：原配丈夫充當主婚人
在舊的封建主義的婚姻制度下，買賣婚姻是普遍現象，這張“賣妻文書”就是一個例證。“這張賣妻文書是說，一個叫某興發的男人把自己的元配夫人，一個姓潘的女人賣給一個叫某鳳山的男人為妻。日期是成吉思汗紀元738年4月9日，也就是公歷的1944年。”老許介紹說。經老許考證，這張賣妻文書出自“蒙古自治邦”時期，婚書上面的四色旗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張婚書體現出的最滑稽的一點是，賣妻的這個男人竟然也是這樁買賣婚姻的‘主婚人’。”老許說，買賣婚姻在舊社會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你看那正兒八經的官方行文和大紅公章，表明這絕不是偷偷摸摸，而是“正正當當”的“公開轉讓”。
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行時期的結婚證
1950年5月1日，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實施。它的立法宗旨是廢除封建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實行新民主主義的婚姻家庭制度。一種新型的家庭關系在法律的保障下確立，上面這張結婚證上所寫的就是新時期夫妻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文革”時期的結婚證：最高指示不要忘
這是一張1969年的結婚證，它給人的第一感覺是“突出政治”。“‘文革’時期的結婚證，上面除了國旗和國徽就是毛主席語錄，再沒有其他任何裝飾物了，甚至連個‘喜’字都沒有。”
1976年的結婚證：計劃生育是一項基本國策
20世紀70年代，為緩解人口壓力，中國開始推行晚婚和計劃生育政策，重點宣傳對象自然是那些“登記男女”。在這張結婚證上，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行動口號：“深入開展宣傳教育，使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力爭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內做出顯著成就。”
1950年的離婚判決書：
女方財產，女方帶走
“因為歷史的原因，老的離婚證當然就是個稀罕物了，還因為離婚是壞事也是丑事，離婚證作為‘不光彩’的見證，誰也都不肯把它當成‘紀念品’，所以不是被燒掉就是被撕掉，保存下來的極少。”老許說。
這張離婚征簽署的時間是1950年5月20日，是共和國成立后的第8個月，它上面寫的是“武邑縣人民政府司法科民事和解筆錄”。老許認為這張離婚證最“精彩”的部分是有關財產的再分配：女方在男方家中存有的東西，計粗布棉衣一身、夾襖一件、袍皮一個、門簾一個、洗臉盆一個、鏡子一對、茶碗一對、紡線車一輛、篩子一個，全部由女方帶走。這說明新中國婦女地位的提升，女方財產受到尊重和保護。
以新對策因應新革命
“高質量、低穩定”成為中國婚姻的新運動趨勢，中國應為穩定婚姻創造制度條件
民政部發布的數字顯示，從
2002年至2005年，我國離婚率持續上升，如果把離婚曲線看得更遠，從1992年前后，中國人的離婚曲線就呈一條穩定的向上的曲線。
“這主要是由婚姻的期望值高，但婚姻基礎不夠好引起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大文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婚姻有些是低質量、高穩定的。現在年輕人的觀念變了，他們對婚姻的期望值比較高，如果對婚姻不滿意就想提出離婚。”
“與美國相比，甚至與日本、印度相比較，我國的離婚率仍然較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婚姻法學專家夏吟蘭說，“但是這是全國的平均情況，如果單看城市，尤其是那些社會變動較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沈陽，離婚率早已超過了1/3。”
這一說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認可，中國的離婚率統計并未完全按照城鄉分開來計算，人口年報上是按照與總人口的千分比來統計，而非與結婚數比較得出的百分比。
“今天中國的情況，可以與美國70年代作一個比較。離婚率的上升經常與女權運動相關聯，美國在60年代末就已經超過30%，在80年代中期離婚率達到50%，從此一直穩定在這個數字上。”夏吟蘭說。
引發美國70年代離婚率穩步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女權運動和6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隨著更多婦女走出家庭和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婦女提出離婚的自由度越大。另一個原因是美國從1969年開始推行“無過錯離婚”，1971年頒布的《統一結婚離婚法》，將夫妻雙方婚姻關系破裂作為離婚的唯一理由，而中國修訂后的《婚姻法》與之類似。
社會的劇烈變動拆散了中國傳統婚姻賴以生存的基礎環境，子女與父輩的離散居住，使家族在婚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大大削減，新的婚姻締結能夠得到的幫助更少，而同居和離異所承擔的道德風險也大大降低。此外，經濟改革所作的一系列調整，比如教育系統產業化和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使中國人結婚成本大為提高，整個社會轉型所帶給婚姻家庭的影響，正在日益朝著不獎勵結婚的方向行走。
與此相比，離婚卻變得容易了。“全世界都有和解制度，中國沒有；法律只對婚姻做形式審查，沒有實質審查，對于離婚制度，法律只強調了制裁，卻沒有救濟制度。這一切的后果是，中國人的離婚成本相當低，幾乎成了全世界離婚成本最低的國家。”夏吟蘭說。
在第四次婚姻革命來臨以前，中國人在某一時期的婚姻有著高度同質性，這使得法律、政府和社會可以長期使用一種簡單的方法來衡量管理婚姻制度。而在婚姻和家庭呈現出個性化的今天，這種效率低下的管理方式導致大量的社會問題堆積，比如同居的普及、非核心家庭的比例擴大、分散就業引起的家庭分散等突出問題，政府明顯缺乏相關對策，以及在決策中作為一個重要社會問題來考慮。
今天中國人的婚姻擁有了更高的個人私密和社會非干涉性，但它也走入了另一個誤區。“今天的中國婚姻制度改革，更多地強調了個人主義、人本主義，走到一種極端。而美國當時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從80年代后，更加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在制度公共政策時，強調社會公共利益，而不認為家庭是純粹的私人空間。”夏吟蘭說。
對于未來中國的婚姻是更加自由化，還是將走向回歸，不同的專家有不同的預測，但作為一個參照系，美國的婚姻曲線也許可以作為借鑒。
在80年代中期，美國的離婚率達到50%，許多學者悲觀地預言，照這樣發展下去，美國的婚姻將會崩塌，加之艾滋病的出現更讓人警惕，于是美國人開始提倡回歸傳統的婚姻價值觀。比如80年代末，一些富豪開始贊助在校園內推廣的‘貞節運動’，年輕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協議上簽字將貞操保持到18歲，就能獲得一筆獎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喚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開始研究修改與婚姻家庭相關的稅制，從制度干預上獎勵穩固的婚姻制度。從90年代初期，美國有3個州開始試點‘忠誠契約’，你在結婚時可以選擇普通的婚書，也可以選擇與州政府簽署這種特別的契約，一旦將來因為你的感情出軌，你所要賠付的更多。
進入90年代后，美國進入保守時代，離婚率維持在50%左右沒有繼續走高，而民眾對于婚姻的態度開始回歸傳統。
在以相似的曲線行進的中國，低穩定的婚姻畢竟不是大多數人追求的婚姻，夏吟蘭認為，在今天，中國也應該參照美國80年代末期的做法，為穩定婚姻創造條件，尤其是在婚姻的公平和救濟制度上，“法律不能規定人們的行為標準，但可以保障人們的權益。一旦你進入這個體系，就能環環相扣，保證你的權益和最大限度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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