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是人道的啟迪者，是影響中國禮樂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倫理道德、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最大最久最深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他的思想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既有崇高的價值理想，又有切實的百姓日用，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結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為本， 以仁為核，以和為貴。他的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活水，禮樂文化的重要根據，價值觀念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的規范所據，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價值。
一、以治平為本。修齊治平是孔子思想的精華。如何能做到修齊治平？其一，在國家治理上實行德治，而不實行暴力政治。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下引該書只注篇名）注重道德教化和禮儀規范，使百姓對非道德的行為有羞恥之心。政令刑罰只能使百姓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之心。為政者要以自己道德榜樣力量教化百姓，“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這便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這是社會治平的根本。
其二，在經濟上主張由小康到大同。《禮記·禮運》篇對“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都做了描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堯舜為“大同”社會，文武為“小康”社會。“大同”是“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子其子，選賢與能，是一個和諧至善完美的社會；“小康”是“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子其子，是講信、義、仁、讓，有禮、有次序、治平和睦的社會。這是社會治平的基礎。
其三，在倫理道德上注重倫理關系和道德修養。“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孔子所憂患的是德、學、義、不善的不修、不講、不徙、不改。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倫理道德素養，遵守孝悌、忠恕、誠信、恭敬、智勇的道德。孝悌不僅是為人之本，而且不會犯上；忠恕是仁之本；言而有信，誠實無欺。孔子認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培育自己道德素質，每個人的行為都符合倫理道德規范，這是社會治平的保證。
其四，在教育上孔子主張“有教無類”，這種打破等級制度貴賤限制的開放式教育，在2500多年前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這種“無類”的受教育權利的平等，機會的均等，對提高培養人的知識、道德、文化素質有積極作用和影響，是改造社會，移風易俗的動力，是社會治平的支撐。
二、以仁為核。孔子認為，社會治平和睦的根本、基礎、保證和支撐都屬于外在的現實層面，其內在的靈魂層面，則是仁。孔子認為，仁是人的本質特性，仁的內涵是指愛人，“仁者愛人”。雖然孔子講的愛人，本質上仍有差等，但他提出“泛愛眾，而親仁”，仍有極高的價值。愛人有三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人”。孔子所體現的這種愛的人道精神是無私的、博大的、為人的。孔子以仁為核心輻射到各個層面，并貫徹到各個領域，如社會典章制度、尊卑長幼之序、親疏遠近之別，這便是禮的層面，“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禮記·哀公問》）無禮，社會就會無序；無禮，倫理關系就會錯位；無禮，親疏關系就會不辨；無禮，天地神祗就無法禮敬。仁作為禮的內在精神，使禮具有愛人的人道主義的意蘊，使禮的各種關系能保持一種理解的、人文關懷的、和諧的張力。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不仁的人是說不上禮和樂的，沒有仁作為內涵的禮和樂，光有玉帛、鐘鼓等禮的形式，是不能稱作禮樂的，但禮是仁的外在的表現或形式，沒有表現或形式，仁的內在精神也得不到體現。
仁在道德和文化素養的培養上，具有核心地位。《子張》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學、思、問、志之中都體現了仁的精神境界。對于讀書的人，即士要志向強毅，任重道遠，以實現仁為己任。君子是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孔子認為，君子應以道義為原則，行為合乎禮節，說話要謙遜，做事講誠信。圣人是至善至美的仁人，是孔子的理想人格。
總之，仁輻射到道、學、政。為道為仁，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人生以求道為標的。為人為求道，道即仁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樂以忘憂”的樂感精神，“殺身以成仁”的奉獻精神，是獲得終極價值理想，精神家園的生命動力。學的終極追求是道，亦即仁道。學既包括自我仁道的修養，亦包括對知識的學習及學思、學習、言行的融合。《論語》開章便說：“學而時習之”，學了要去實習。“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學習與思考互補，缺一就會罔或殆。政的價值理想是堯舜禪讓政治，就當時現實而言是有道之邦，這是孔子所向往的。“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孔子在評價寧武子時亦體現其價值判斷：士君子可以自由地選擇其服務對象，對無道之邦可拒絕或變著法逃避為其服務。為有道之邦服務，利國利民，為無道之邦服務便是“助紂為虐”。有道之邦就是“為政以德”的仁政之邦。
三、以和為貴。治平之本、仁愛之核，必須通過“和”來理順各種關系，處理各種沖突，而達沖突融合而和合。《論語》載：“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和是指多種因素、元素的沖突融合，“以他平他謂之和”，而不是同一種因素、元素的相加。“和”既是萬物化生的根據和源泉，亦是萬物存在一種狀態，以及大本達道的原則，即“恰好底道理”。由和合而保證治平之本、仁愛之核的貫徹和實現。
孔子把“和同之辯”運用到君子與小人關系上，并將其作為區別君子與小人的一種標示。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何晏《論語集解》、朱熹《論語集注》以義利、心意辨和同，體現了不同時代的詮釋者對經典的不同詮釋。2002年江澤民訪美時在喬治·布什總統圖書館的演講中說：“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把君子小人之間推廣為社會、國家、文明之間的和諧共生共長、相輔相成的關系，以及社會事物、人的處世行事、文明發展的規律、準則和真諦，體現了經典詮釋的“與時偕行”的本質特征。中國詮釋者的智慧都是在“六經注我”的形式與現實融突中對經典意義做出新詮釋，經典自身也在人的詮釋下開出新的意義，這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多年來日新而日日新的原因所在，同時也凸顯出孔子思想的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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