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 徐永光在北京大學“走近NPO”學術講座的講演（節選）
民政部將于今年11月召開“中華慈善大會”，作為大會組委會秘書長之一，我承擔了大會籌備工作的一些責任，同時，也更深入地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發展慈善事業，培育慈善文化對于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建設的意義是什么？
一個民族是需要有精神來凝聚的。在西方和很多國家，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的影響深入人心。許多人困惑于中國缺少宗教傳統，有人還根據牛津大學早期的一項研究，得出“全世界有13億人不信宗教，其中12億人在中國”的結論。我相信，全世界不信教的人肯定不止13億，但說中國12億人不信教，倒是與國家宗教局關于“中國有1億信眾”的統計相吻合的。
中國缺少宗教傳統，但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我們有老子、孔孟、易經。儒家思想是一門以人為本的哲學，不是宗教，反對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提倡以倫理道德為基礎來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
談到文化傳統與慈善事業的關系，有觀點認為：西方的慈善事業發軔于宗教組織，慈善捐款是每一個信徒的必修課。中國的慈善事業缺少宗教文化的基因，因此難以發展。我的看法是，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早就存在慈善的文化基因。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主張，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論述，更早時老子“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的道理，都種下了慈善的基因。他們比耶穌早出生了五、六百年。
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傳統文化雖然不是宗教（在東南亞則已演化為有一定儀式的“儒教”、“孔教”），但它已經滲透在我們的血脈中。正是這種文化的力量使得中華文明傳統在所有文明古國中惟一能夠保持下來，一脈相承，綿延不絕。但是，到了近代，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受到了批判，“文革”時更被批倒批臭，“掃進歷史垃圾堆”。那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我們的精神支柱，雖然有神化和盲從，但這種精神信仰彌補了文化斷層造成的空白。
改革開放以后，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鄧小平理論為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使中國人重新獲得了做人的基本尊嚴。但是，在市場經濟的浪潮沖擊下，當我們的物質世界建設日見成效的時候，我們的精神世界或者說道德價值體系正在遭受嚴重的侵蝕破壞。唯利是圖、爾虞我詐、信用危機、道德滑坡乃至貪污腐敗之風的侵襲已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我看到《新京報》的一篇報道：7月19日，在北京今年最炎熱的那天下午，一位年過七十的老太太病倒在北京火車站廣場上，呻吟求救3個多小時，圍觀群眾成百上千，沒有一個人施予救援，沒有一個人報警或報告醫院來救護。老人就在眾人冷漠的目光下掙扎著死去。當事后記者趕到現場，問圍觀群眾“為什么不報警”時？眾口一詞的回答是：“我們趕路”，“我們忙”。事不關己，麻木不仁，見死不救，竟然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
這件事讓我至今胸口發堵，如哽在喉，并使我更加堅定地認為：在我們所進行的一切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文明建設的努力中，是否應同時加強慈善文化的建設，借此找回我們正在缺失的精神道德價值。我在一個會上呼吁：做好慈善事業，讓中國人更加接近“上帝”。這個“上帝”不是那個上帝，是隱藏在每個人心中的慈善心、公德心、公益心、博愛心；是通過慈善事業，讓懲惡揚善，扶危濟困，助人為樂，公民責任，感恩之心和“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成為中國人的群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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