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曾進 老牛
蔣慶，無疑是2004年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中心人物。正是他對少兒讀經的提倡和一系列具有“儒學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主張，直接引發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又一次關于對待傳統文化態度的大論戰。日前，《外灘畫報》(以下簡稱“外灘”)專訪了蔣慶先生。
《外灘》：有人說2004年是文化復古主義年，文化保守主義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為什么是2004年？
蔣慶：2004年的重大思想事件，確實是文化復古。文化保守主義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但這里的“文化復古”并非簡單地僵化地回到古代傳統，而是在深刻反省百年來中國文化命運的前提下積極主動地回應時代的挑戰，提出儒學對當今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的理論解決方案。并且這里的“古”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古”，而是董仲舒“復古更化”意義上的“古”，這個“古”就是源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古圣人道統”。
為什么是2004年呢？我看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缺位一百多年，現在已經初步形成自己的學說理念，開始產生公開表達自己保守信念的強烈訴求。二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能夠正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化的義理價值，并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弊病，遂產生回歸中國傳統的強烈愿望。三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國的國力日益強大，這無疑增強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文化的信心，于是社會上認同中國文化的人開始增多。
《外灘》：目前國內兒童讀經運動的實踐情況怎么樣？
蔣慶：兒童讀經是全民復興中國文化的一個社會大工程，在北京、深圳、合肥等地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推廣者。目前碰到的主要困難是，由于中國的民間社會發育不成熟，做民間公益事業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在經費、工作條件和人員等方面都會有些困難。但這沒有關系，以后中國的民間社會會逐漸成熟，情況會好轉。
《外灘》：我看到陳明和李澤厚先生的對話，李澤厚先生認為您倡導讀儒家經典只能培養宗教性道德，對此您怎么看？
蔣慶：讀儒家經典所培養出的道德確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所謂公民道德。儒家培養的道德是人類的普遍道德，即仁、義、禮、智、信，這在儒家叫“五常”，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宇宙人生永遠不變的普遍真理。從這個角度來看，做一個人和做一個公民是不一樣的，在人類歷史一開始時就有了人，而公民最早產生于古希臘的小城邦國家，所以，公民道德是從人的道德派生的，是低于人的道德的社會底線道德。
李澤厚先生主張把公德和私德分開，實際上就是把人作為人的道德與作為公民的道德分開。他把儒家道德看作是私德或者說宗教性道德，而把西方的公民道德看作是公德。我則認為，把私德公德截然二分是不能成立的。
比如誠信是對一個人的道德要求，同樣也是對一個企業、一個團體、一個國家的道德要求，很難區分其到底是公德還是私德。
我認為現在中國最缺乏就是李先生所說的宗教性道德，最大的問題就是道德崩潰問題。我用八個字來描繪這種狀況：禮崩樂壞，學絕道喪。西方人的道德存在于天主教或基督新教傳統中，穆斯林的道德存在于伊斯蘭教傳統中，印度人的道德存在于印度教傳統中，而我們中國人的道德，則存在于儒家文化傳統中。
《外灘》：朱學勤先生對您的“讀經”發表了如下意見：“所有這些文化保守主義取向，是否也應有兩條共識：對內不能強制，倘若只可背誦，不許質疑，則確實與現代蒙昧無異；對外則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壯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為，引起不必要的歷史記憶。”
對此先生有何看法？
蔣慶：朱學勤先生說出這樣的話是理中之事。
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傳統是政教分離與宗教私人化。但是，從儒家文化傳統來看，政教是不能截然二分的，把國家政府與宗教道德完全對立起來只是西方近代文化的產物，不能看作普遍真理。
在儒家看來，國家或政府可以有某種宗教道德的傾向，國家政府可以倡導、支持某一主流價值或道德(只要不是用國家權力強制信奉)，所以曲阜地方政府以官員的身份主持祭孔典禮并沒有違背信教自由的原則(沒有用行政權力強迫民眾信奉儒教)，盡管這種做法不符合西方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是，這是在中國，中國官員祭孔，這于中國的世道人心又有何傷？尊孔是中國歷史的必然。
至于兒童讀經，主要是背誦而不是理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對經典的理解上如朱先生所說“不許質疑”，兒童長大有理解力后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對經典義理有所質疑。沒有小時候練就的“童子功”背誦基礎，長大后讀經典就會增加理解上的困難。
朱先生的看法與薛涌的看法差不多，認為強調背誦就是是對人性的摧殘，是制造現代蒙昧，殊不知他們不知道未“開蒙”的小孩不是蘇格拉底，他們需要的是灌輸教化，而不是批判反思。
《外灘》：您認為儒家人格是否有與現代人格相沖突的地方？
蔣慶：你提出這一問題，潛臺詞中存在著對儒家的誤解，好像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儒家人格”和“現代人格”。產生這一誤解的原因，是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解儒家文化時往往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鏡。
比如你所說的“現代人格”，不外乎就是“獨立自主人格”，或者“自由人格”，戴上這種“現代人格”的有色眼鏡看儒家，就會認為儒家文化中個性不張揚、主體性不強，甚至壓抑人的獨立自主精神，限制人的獨立自由思想，這已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看法。我只能說這是誤解。
只要我們降心虛懷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思想精神，我們就會看到，中國的“儒家人格”從古到今都非常重視個性的張揚與主體性的挺立，如孟子講的“養浩然之氣”，王陽明先生講的“良知呈現頂天立地”，這種精神很多所謂“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恐怕都達不到。因此，中國儒家傳統中決不缺乏人格獨立與思想自由的精神。
蔣慶，1953生，江蘇徐州人。1982年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學、深圳行政學院。2001年在貴陽龍場建陽明精舍，任山長。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等，主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是兒童讀經運動的倡導者。在學界有“儒家原教旨主義者”之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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