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理查德•湯姆金斯(Richard Tomkins)2006年11月1日星期三
那么，如果我們的國家福利還保持這種規模，我們現在為何還能迎來第三個慈善事業黃金時期？答案與前兩個黃金時期的形成原因大致相同。一如當初，我們再次處于一種或者說兩種革命之中：科技革命，以及與之相伴的全球化；一如當初，變革帶來機遇，從而產生巨額財富；一如當初，我們發現貧富差距正在加大——只是這一次，貧富差距在美國和英國沒有變得那么大。盡管差距擴大的確在發生，但卻發生在西方的億萬富翁和其它地方的赤貧人群之間。
由此我們可以總結出一種模式：一場社會及經濟革命發生；一些人從中獲得巨額財富；貧富差距達到社會無法負擔的程度；新興的富裕階層放棄他們的部分或全部財富，以求緩和危機。
這樣看來，慈善事業可以說是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甚至是一種社會控制形式：富人(只要下意識)采取的一種機制，以便在社會巨變和極度不平等時期維護現有秩序。如果說當今民眾造反的威脅遠不如1601年強烈，但也并非徹底消失：例如，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創造財富的股市繁榮達到頂峰，我們親眼目睹了遍布全球的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暴亂的規模與強烈程度。
終于，我們找到了推動富人行善的秘密因素（至少在憤世嫉俗者看來如此）：自衛本能。毫無疑問，各類善舉存在其它動機，既有高尚的也有不光彩的。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當變革導致的財富差距大到社會無法容忍的程度時，要么富人必須變窮，要么窮人必須變富，慈善事業由此成為縮小鴻溝的一種方式。
問題在于，這一次我們不能期望所有億萬富翁都會為社會責任盡一份力量。在從前慈善事業的黃金時代，來自教堂神職人員的勸誡（如果沒有其它的話）會提醒富豪：他們對窮人負有責任；自衛本能不僅在當今世界，而且在未來都岌岌可危。然而現在，受到啟蒙的利己主義更像主流的道德規范。
《富即美：我的大眾富裕觀》(Rich is Beautiful: A Very Personal Defence of Mass Affluence)一書作者理查德•D•諾斯(Richard D. North)表達了這種想法。他表示：“我不是十分擔心人們是否吝嗇貪婪、把財富傳給子女或送予他人，因為我堅信，財富無論如何都會四處散播。如果他們把錢存在銀行，銀行會利用它們進行再投資。”
若今天日益增加的億萬富翁持相同觀點，那將如何？隨著他們聚積財富而非分享它們，財富鴻溝會不斷拓寬嗎？其它力量會插手縮小這一差距，正如20世紀那樣嗎？
也許，社會不應該等待觀望，而是扮演神職人員曾經的角色，敦促非常富有的人們記得他們的責任。這意味著對蓋茨(Gates)和巴菲特(Buffett)的奉承恭維要少一點，而老套的懷疑論調多一點。但是對把錢攥在手里的億萬富豪而言，可能需要采取強硬一點的態度。我們應該把他們視為被社會遺棄的無賴，抓住一切機會對之無情地嘲諷。
畢竟，正如生于澳大利亞的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指出，探尋驅策億萬富豪將財富用于行善的動機很有趣，但如果說有一個問題比這更有趣的話，那就是不這么做的億萬富豪是出于什么動機？當他們的財富能給太多人的生活帶來太多改變時，他們如何證明自己什么都不做是正確的？
“無論他們給予或不給予，他們都在做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辛格表示，“我認為，不把給予當回事絕不會減輕你應負的責任，因為你沒有做一些事去幫助12億貧困人口——按照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定義——中哪怕很少的一部分。”
喬丹在他的慈善史書上提到，16世紀，一位名叫愛德華•迪林(Edward Dering)的著名清教徒牧師執著地反對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濟貧法律，理由是它們容易削弱富人必須為貧窮承擔的道德責任。他表示，上帝之所以令有些人富有，唯一的原因是他們可能會幫助窮人。
按照迪林的說法，這種責任是直接和私人的，一定不能在向整個社會傳播的努力中受損。喬丹寫道：“如果富人拒絕自愿支持他們的貧困兄弟，從而不履行他們的道德責任，富人的財富應該直接按比例分配給窮人。”
這壓根不是個壞主意。讓我們現在看看，全球12億窮人和福布斯(Forbes)億萬富豪榜上的793人，這意味著平均每位億萬富豪要分攤150多萬窮人。或許，這種做法的危險可能令富豪重塑觀念——我們曾經斗膽期盼的“社會責任規范”已經成為“自由社會的標志”。
譯者/ 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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