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孔子創立儒學以來，儒家學說對中國人的影響幾乎從未中斷。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明清時期，它更是作為統治地位的主導思想，而深深地滲透到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學、歷史、哲學等文化思想里，對我國的民族精神，歷史形態乃至風俗習慣都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儒家學說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而且兩千多年來的發展還使它內化為一種人文品格，深深地積淀于我們的民族血脈之中。雖然時過境遷，儒家文化已經成為過去，但無論我們在哪也無論我們對它采取怎樣的態度，我們都無法否認，今天的我們在思維方式和形為方式上，都留有儒家思想的烙櫻產生于社會動蕩，諸侯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它不但高瞻遠矚地重塑了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和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它為整個社會樹立起了道德觀和價值觀，并且影響至今。這其中既有自強不息，吃苦耐勞，倔強堅毅，真誠質樸，謙遜樂觀的品質，也有因循守舊，忽視個體，壓抑本性，自大且自卑（鴉片戰爭后而形成）的心理態勢。尤其是歷朝歷代的大儒們在不斷地闡述，引申中儒學也存在著一定的扭曲和異化。
正如《說文解字》中對“儒”的解釋一樣：儒者柔也。柔便是“柔和、柔順、陰柔”等意思。以文制武，以柔克剛這種儒學思想或可成就貞觀之治這樣的宏大偉業，但對于廣大民眾來說，卻造就了一種承受型的心理，他們被動地接受著社會，對于許多違心之事也可忍耐，甚至是逆來順受，鮮有主張。這種主動承受與被動接受，被“柔”的思想巧妙地統一在了農耕文明下的艱苦勞作之中。手把鋤鎬的老農們以苦為樂，守住規矩便是天大的福了。
守住規矩，就得“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孔子對弟子們的要求，更是封建帝王對民眾的希望。半封閉的心理態勢也就這樣形成了。人們高高地筑起院墻，大門里還需立個影壁，生怕走入一些不相干的事物，防的便是那些不速之客。雖然平日里人們也可在酒館、茶肆里聽新聞，講故事，但內心卻始終固守著那份早已確定了尺碼的精神家園，不能動遙“不成規矩，何以成方圓”，在陌生事物的面前，我們通常是這樣的心態。不容你比較，也無需你思辨，先入為主的依然是這“規矩”。
“守規矩”是我們民族心理中一個顯著的特征，在這一心理影響下，人們只愿接受符合自己價值規范的循規蹈矩的事物（至少這種“規矩”是被看作正根本源的）。與此一脈相承的另一個顯著的特征是內向型心理。
儒家柔和的處世之風和貫穿于“仁”概念的謙和忍讓，友善相幫極其符合當時農耕文明下的小農經濟，更滿足于封建帝王在民眾管理上的口味。遂在不斷承襲，世代加強中也培養出了東方文明所特有的謙遜內斂，含蓄深沉的帶有地域和宗族色彩的心理特征。然而，謙遜下不免難有競爭；內斂后可能缺乏個性；含蓄里有時不善表白；深沉中也許平服了激情。當有人喊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口號時，這一切變成了真實而又無法逃避的現實。不講個性，也不求創新是那個時代極為普遍的一種心理狀態。就這樣，人們在缺失了自我，犧牲了個性的前提下，又在自己的田園里平靜地生活了近一千年。
或許是習慣成自然，在半封閉的心理狀態下，漸漸地我們的先人們養成了“察人可以知己，察己可以知人”的推測作為自己與世界的溝通方式（并且代代相傳，至今仍是某些人的一種處世方法）。這本是一些聰明人的機靈招法，并非百試不爽的靈丹妙藥。如果將其放之四海，它的主觀臆斷性便會帶來不小的危害。最嚴重的結果是造就了自以為是的心態。認為天下莫過于此，世人莫過于斯。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自大、自滿的心理。當然這種“自大”被后從海上飄過來的幾艘炮船打的粉碎，至今我們也很難說，準確地找到了一個平衡的支點。
事實上，任何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或歷史變革都會給當地的民眾心理帶來強烈的影響。鴉片戰爭便是這樣一件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它甚至穿過了歷史的煙塵，直達我們今天的心理。
當一個民族的道德觀、價值觀被確定之后，社會的心理狀態隨之也被確立了下來。對于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儒學來說，雖有糟粕，但更為重要的是那閃爍于歷史長河間的如寶石一般的精華，它的許多道德觀、價值觀，至今仍被我們延用。它的文化意義也日益為世人重視和重新評價。在其二千多年的發展中，雖有不斷地闡發，修正的聲音，但它對民族心理的影響從根本上始終未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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