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剛滿20歲的李媛媛，曾經是云南省一家企業文工團的舞蹈演員，是文工團公認的“臺柱子”，受到領導和同事的青睞。去年7月30日，厄運卻降臨到了這位花季少女的身上，不會游泳的她被同事強拉進河中嬉戲，一陣浪頭卷來，李媛媛再也沒能上來。
事發后，家屬向法院提出了26.37萬元的賠償，但法院的判決卻讓家屬大失所望：法院依據農民戶口標準，僅判賠償金3萬6千余元。此案一出，“同命不同價”這一話題再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而死者家屬更是表示，將不惜代價討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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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萬元和3萬元的差別
死者李媛媛是昆明市嵩明縣楊橋鄉一家普通農戶的孩子。2000年，李媛媛考進昆明某學院舞蹈系，綜合素質優秀的她，在尚未畢業時，就曾被多家文藝團體相中，2003年，畢業后的李媛媛進入總部位于云南省臨滄市云縣的某集團下屬文工團，在文工團里一干就是3年。在此期間，團里許多舞蹈都是由她編排并領銜主演，她還曾經為文藝團培訓出了許多舞蹈演員。由于能力突出，李媛媛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一致好評。
去年7月30日，李媛媛和5名同事到云縣愛華鎮游玩，吃過午飯后，幾名年輕人提議到附近的一條河邊去玩。到了河邊，同事彭某和張某下到河中嬉鬧，二人借著幾分醉意，把在河邊的李媛媛強行拉到河中玩水，不會游泳的她被拖到河中心，站立不穩被湍急的河水沖走。幾個小時后，李媛媛的尸體才被找到。
為此，臨滄市云縣人民檢察院對彭某提起公訴，追究其過失致人死亡罪。而對于年僅１４歲的張某，則因為尚未達到法定年齡，而放棄刑事追究。原告代理律師請求判令由彭某和張某及其法定監護人對李媛媛之死承擔全部責任，支付包括喪葬費、死亡賠償金及被撫養人生活費在內的總共26.374萬元經濟賠償。其中，死亡賠償金為185320元。
今年１月初，云縣人民法院對此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彭某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處以拘役六個月，緩期一年執行；由彭、張及其法定監護人共同賠償死者家屬36756元，兩人各承擔一半。細心人會發現，判決賠償金額的３萬多元連李媛媛家屬提出索賠額的１８萬多元的五分之一都不到。收到判決后，家屬隨即向臨滄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訴。
為何法院判決的賠償結果和家屬提出的要求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此案代理律師蘭進介紹，李媛媛家屬提出的18萬余元的死亡賠償要求，依據的是城鎮居民賠償標準計算后得出的；而法院作出的判決，依據的則是農村居民死亡賠償標準所計算得出的。而有關數據顯示，去年云南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266元，而農村居民僅為2042元。“兩個標準，賠償金額卻相差近5倍之多！僅僅因為死者是農村戶口！”蘭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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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呼吁終結“同命不同價”
“這是一起反映‘同命不同價’這種奇怪但帶有普遍性現象的典型案件。”云南劉胡樂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萬立說，目前人民法院判決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死亡賠償金，主要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1日實施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9條（以下簡稱29條）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前案中的死者李媛媛只因為屬于農業戶口，死亡賠償金就從18萬余元將到了3萬6千余元。“一條生命的價值，就因為被害者生前‘戶口’的不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萬立說。
近日，萬立律師針對29條存在的一些惹人非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議。萬立說，2004年由最高院做出的這一司法解釋，立法理由大致有2點：第一，純收入少的人在其正常生命期間獲得的收益就少，純收入高的人獲得的收益就多；城鎮居民的純收入大大高于農民，所以死亡給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造成的收益損失有很大差距。第二，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被戶籍制度固定在城鎮和農村，不能相互流動，農民不可能在不改變戶籍的情況下到城鎮工作，獲得和城鎮居民同樣高的收入。
“如果在計劃經濟時代，這兩個立法理由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當時“城鄉二元體制”非常嚴密，城市和農村是兩個相互隔絕的世界，但現實的情況是，城鄉差距大大縮小，“城鄉二元體制”已支離破碎，農村居民可以自由流動到城鎮工作，甚至長期生活和工作下去，并使收入狀況發生根本改變。”萬立說，這些情況已經使單純以戶籍為標準來判斷每個人的收入情況變為不可能。
“客觀來說，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確實有差距，《解釋》所能解決的，只是城鄉居民實際存在的經濟矛盾，但這僅是一種過渡性的調整。”萬立說，法律最終所要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絕對的平等，這就要廢除按戶籍制度來劃分賠償標準的做法，對城鄉居民都統一適用一個標準。在這種理想狀態尚不具備執行條件的情況下，不妨實現個別的平等，既維持現行按戶籍制度來劃分賠償標準的做法，但進行特殊規定，對在城鎮長期生活工作的農村居民是用城鎮居民的賠償標準。據了解，目前已有部分省份出臺了地方措施，既對已在城鎮生活一定時期，有固定生活來源的農村居民，執行城鎮城鎮居民的賠償標準。
“絕對的公平其實并不公平”
西南林學院法學講師李春光則認為，《解釋》規定的死亡賠償金即等于死者生命權喪失而給其繼承人造成的間接財產損失，其本質上屬于物質損失的損害填補，而非生命的“價格”。如果承認城鄉之間的實際生活收入差距，承認死亡賠償金只是對于受害人物質損失的填補，那么在賠償問題上按照不同“身份”對號入座，其實是對形式上平等的“差別矯正”。“舉例來說，由于張三經濟收入要遠遠高于李四，作為受害方，同樣是10萬元的賠償，對于張三和李四的損失填補程度顯然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在同一起事故中，如果張三和李四得到相同的賠償，那么對張三來說可能受到事實上不平等的對待；而作為賠償方，張三的賠償能力一般又顯然高于李四，進行區分對待反而恰恰有利于減輕李四的負擔。盡管中國的這種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是合理的，但是即使在一個非常發達的發達國家，取消了城鄉差別，人與人之間的補償標準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李春光說，在戶籍管制與市場化的雙重夾擊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務工，但因為戶籍上的限制，進城謀生的農民工難以從根本上融入城市或者完成職業轉換，只能像候鳥一樣穿梭于城鄉之間，這種游離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群體，實際上使我國在原先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又產生了第三元結構，即“二元經濟結構－－三元社會結構”。所以在中國今天現代化程度和城市化進程如此迅猛的前提下，再用戶籍作為賠償標準，就顯得有些不那么適用現狀。《解釋》原本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考慮到受害人以及侵害人雙方的利益制定的。但在城鄉人口流動已經成為常態的社會條件下，完全由戶籍判定收入，從而計算賠償數額已經失去了合理性。因為這時的戶籍不過是人為打造的身份憑證，農業戶口所代表的未必就是真正的“農民”，假設受害人處于第三元結構之內，這樣按照農村收入進行賠償是明顯不公的，從這個角度說，《解釋》確實有修改的必要，修改的重點顯然應當是充分考慮到第三元結構人群中現實、合理的正常收入水平。
李春光表示，劃定人身損害賠償數額的合理范圍，和社會群體收益水平密切相關。如果賠償金大大低于死者生前的合理收入水平，則會有損法治公平和社會和諧。反之，如果賠償大大高于生者正常的收入預期，道德風險問題就會突顯，反而容易成為低收入者引發侵權事件的一種激勵，一旦有人愿意鋌而走險，舍命求“租”，“生命有價”的局面倒是真正得以形成了。
在折衷中尋找公平
“造成目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死亡賠償標準差別較大，不是因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身價’差異，根本上還是戶籍制度在起作用。”云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臨宏教授說，所謂死亡賠償其實是對侵權行為所產生損害的補救，目的是使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得到盡量彌補，造成目前城鄉居民死亡賠償標準差別較大的原因在于，這是一個人為的賠償標準，而并非是一個客觀的賠償標準。
楊臨宏說，由于戶籍制度的差別，造成農村居民沒有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但這并不是客觀上農村居民不需要這些社會保障和福利，而是一段時期內人們認為習以為常之后，帶給農民的一種不公平現狀。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之后，立法者也開始意識到了這方面的欠缺，利益分配也會逐漸朝向弱勢人群傾斜。“打破戶口界限的訴求是合理的，但這一愿望在近期內難以實現，”楊臨宏說，“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打破需要城市和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大致在同一層面，在目前城鄉差別還比較大的現實情況下，搖動目前的戶口制度將會對社會穩定產生負面影響。”
一部法律是良法還是惡法，主要看規則制定者是否有平等意識，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是否走民主程序，是否考慮到了廣泛的民意。惡法在制訂時就缺乏公平，執行時的結果自然也就不公平。“同命不同價”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在法律界都有爭論，但爭論的目的只有一個，如何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尋求最大的公平。 楊臨宏的看法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一個人都應該平等對待，不能以人的身份來作為賠償的標準。“不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都應該回到同一個起跑線上，按照一個統一的標準賠償。這個標準的制訂，可以在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在折衷中尋找公平。”楊臨宏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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