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2月12日
我國已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赫然載入憲法。“天賦人權”，人權與生俱來，不是也不能靠某位“救世主”的恩賜。當今社會利益日趨多元化，不同群體哪怕是“另類人”的利益訴求，也必須得到充分表達和主張。尊重和保障“另類人”的人權，這不僅是作為一個公民的民主權利，也是維護正常社會秩序、建立和諧社會題中應有之義。
受傳統倫理道德的影響，中國內地的同性戀者是典型的“另類人”，他們的人權保障更為艱難。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日趨溫和，同性戀受歧視的“冰山”開始融化。1997年，新刑法刪除了過去被用于懲處某些同性性行為的“流氓罪”、“雞奸罪”；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把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刪除；2005年7月，中國官員首次向世界公布有關男性同性戀人數的數據，意味著政府對這一群體的確認。由此可見，我國對同性戀這一“另類人”群體，經歷了一個“非刑事化—非病理化—逐漸人性化”的過程。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行為，怎樣生活是自己的事情。生命的過程總是具體的，自我意識、自我選擇權力是唯一的，只要不損害他人，就無須品頭論足。同性戀是特殊生理構造、特殊心理需求、特殊經歷產生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它既不是政治問題，也不是道德問題，只是“另類人”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現象。我認為，行大多數人的規矩，容少數人的選擇，保障同性戀者安寧、幸福生活的權利，是現代法治“以人為本”精神的體現。
眾所周知，行政強制法旨在保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民權利之間尋求平衡點。一般而言，受強制執行的當事人大都是或多或少有“越軌”行為的“另類人”。在以往的強制執行過程中，扒房撮谷牽豬，斷電停水夜襲是常有的事，甚或毆打變相拘留當事人。“另類人”的人權嚴重受到威脅。行政執法部門的公權明目張膽地挑戰“另類人”的私權。2005年12月24日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行政強制法草案》規定：“強制執行不得在夜間和法定節假日實施，不得斷電停水脅迫當事人，市容監管不得扣押經營品等等。”這些規定予以實施，大大地“改寫”了我們的生活記憶，也是將保障受行政強制執行的“另類人”的人權置于優先地位。
在中國內地，刑事犯罪被告人身穿囚服出庭受審的歷史源遠流長。根據我國刑法原則，刑事被告人在被法院判決之前不能被推定為有罪。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一幕幕“剃光頭、穿囚服”的犯罪嫌疑人受審場面卻在法庭這個的舞臺上輪番上演。2006年10月12日，廈門市中級法院允許刑事犯罪被告人龍某、劉某身穿T恤出庭受審，可謂司法實踐的一個進步。作為“另類人”，刑事犯罪被告人員有犯罪嫌疑，但其并沒有被剝奪人權，而穿囚服受審顯然是侵犯了其人權。如今法院讓刑事犯罪被告人“自由著裝”出庭受審，不僅順應了世界司法的慣例，也是對這些“另類人”的人權保障的一種表現，堪稱“細微之處見真情”。
最為人不齒的“另類人”莫過于服刑人員。服刑人員雖說觸犯刑律身陷囹圄，但他們的人權并沒有被剝奪。近年來，這一“另類人”群體權益受侵害的現象時有發生，有的監獄甚至出現民警“虐囚”事件。如何保障其人權，引起全社會的密切關注和高度重視。2006年9月19日，河南省監獄管理局組織了監獄系統執法大接待活動。全省各監獄參加接待的領導和民警共1534人。這不僅是河南省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在全國監獄系統也屬“先河”。由于監獄接待的特殊性，使得它的意義格外引人關注。河南省啟動監獄“陽光執法”，開門接受監督，規范勞改行為，替“放不出去的犯人”上訪，等等，使這些“另類人”在羈押場所洗刷心靈的同時，人權也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保障。正如鄭州大學刑法專家劉德法教授所說：“犯人也是人，在某種程度上說，犯人是弱勢群體，也需要關懷，這有利于他們日后回歸社會。”
“依法治國”不僅是以法治(理)公民，更是以法(限)制公權。這是現代法治思想的明確體現。作為公民的一個特殊群體，“另類人”的人權保障威脅來自于公權的悖法行為(盡管冠有花樣翻新的政治標簽)。倘若“另類人”的人權受到尊重和保障，那么，一般公民何患之有？如是，天下和諧在即可望也。
來源：上海法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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