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寅 發布時間： 2007-03-08 光明日報
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諸多來自思想史方面的智慧啟迪。
“中庸”一語始見于《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有“宋代孔子”之譽的朱熹曾對中庸之“中”的含義有過這樣的解釋：“中只是個恰好的道理”。可見，中庸即是把兩個極端統一起
來，遵循適度原則。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處理解為尋求平衡的智慧。
如果對儒家“中庸之道”的平衡智慧做一點展開，那么，我們或許可以把它作如下三方面的開掘：
其一是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中庸平衡智慧，其理想狀態是達到“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以儒家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對把天和人割裂、對立起來的觀念與做法，而是竭力主張在“敬天”、“畏天”的基礎上追求天人兩極的和諧統一。
儒家把人安身立命的理想目標確立為“天人合一”，其積極意義是明顯的。近代西方的自然觀，在“征服自然”等戡天思想的支配下，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物質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隨著工業文明的發達，生態平衡、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等令人憂慮的社會問題迭起。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當代西方許多學者對儒家文化中“敬天”、“畏天”從而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開始表現出極大的關注，也就在所必然了。在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保護自然環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與政策法規的當今中國，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庸平衡思想顯然給我們提供著重要的智慧啟迪。
其二是人與他人關系問題上的中庸平衡智慧，其理想狀態是達到“人我合一”的和諧境界。在儒家那里，“人我合一”的原則集中體現于其“仁道”思想。對于“仁道”的基本要求，孔子明確將其理解為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儒家思想史上的幾位后繼者譬如孟子、荀子、董仲舒也都認為：“仁者，愛人”，“仁者，愛人之名。”儒家認為，愛人的基本內涵是視他人為自己的同類，即將別人看作是與自己一樣的人。所以《中庸》說“仁者，人也。”這意思是說，仁道首先是承認他人是人，要將他人當作人來對待。有了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關愛、同情、尊重他人。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人與他人關系問題上的和諧狀態同樣是我們必須著力營造的。因此，儒家倡導的“人我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也給我們極大的啟迪。事實上，人我之間既走出自我中心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羈圈，又反對一味地強調自我犧牲的說教，正是我們今天追求“人我合一”要達到的中庸平衡境界。它無疑是我們構建祥和穩定社會的倫理基礎。
其三是人自身內部欲望與理智關系問題上的中庸平衡智慧，其理想目標是達到“欲理合一”的內心和諧狀態。儒家認為要達到“欲理合一”的平衡狀態必須謹守“以理制欲”的原則。先秦儒家在承認欲望之合理性的同時幾乎毫不例外地主張對欲望必須進行理性的引導，孔子稱：“克己復禮為仁。”按朱熹的解釋：“‘己’謂身之私欲也。”荀子認為，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因此荀子的結論是:“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由于后來的宋明理學家片面發展了先秦儒家“以理制欲”的思想，把天理與人欲截然對立起來，形成了儒家禁欲主義的傳統。這當然是其思想中必須批判的糟粕。其實，宋明儒家的失誤恰恰在于他們離開了中庸的立場，在欲與理的關系問題上片面地發展了“理”而打壓了“欲”，從而破壞了欲與理的平衡。
在欲與理關系問題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對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同樣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現代人物欲的過度膨脹而造成心理失衡、道德滑坡和生活無序，已經被許多學者視為當今社會的“現代病”。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儒家所倡導的“欲理合一”原則顯然從道德修養和生活情趣上給現代人指出了清明的出路。 （作者單位：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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