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佛教淪為私人化的功德信仰
2012年08月22日 來源：鳳凰網華人佛教 作者：李向平、何子文
人佛關系的私人化現象
信仰最初是社會關系的一種形式，以后演化為一種純粹的精神關系，直到形成最純粹的信仰，才擺脫了社會因素的約束，或者是依賴于社會關系。G·西美爾認為，“信仰最初只是人與人之關系的一種形式。”所有的宗教形式都是由社會形式轉化出來的，而一旦宗教形式凝聚成形，又會對其賴以形成的母體－社會形式產生規導作用。所以，宗教社會學里所謂信仰，就是對某個他者（超越體）的信任和忠靠性情感。而宗教作為一般社會關系的形式化，即使這種信賴和忠靠關系得到強化，從其它關系中獨立出來，依其獨特的旨趣重新規整社會關系。
因此，佛教信仰的真實內涵，實際上就是人佛關系的一種神圣建構，同時也能夠在此人佛關系中反映了社會人際關系、身份地位的變異。關鍵的問題是，在佛教信仰的表達與實踐過程中，如何處理和超越這種關系，方才是真實的殊勝的佛教信仰。
至于上述的這種私人化的功德信仰現象，其背后所折射出來的，卻是社會人際關系、社會貧富、身份貴賤關系。這種信仰的社會特質，本質上就是一種私人化的神人關系、圣凡關系。這種信仰方法，采用的是私人、甚至是隱私般的表達方式。佛菩薩對自己的保佑，或許與別人沒有關系，就好像人們到寺廟里燒香拜佛那樣，各自賣香，各自求佛，私下許愿，天機不可泄露；愿望一旦滿足，各自還愿，個人心機，個人自了。所以，一般庶民百姓、學者、白領、富人、甚至是官員，無不對此津津樂道，投身其中。
這種信仰私人化的普遍現象，說明當代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基本上還是一種由“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它的主要內容，是人和人關系的行為規范、禮儀交換、精神關懷，依舊決定于私人之間的關系網絡，是制度化權力與個人利益、私人信仰彼此交換、整合的結構。在佛教層面，它們則充分彰顯了佛教信仰的現代性問題。
佛教信仰的社會性
按照社會學理論的定義，其所謂“社會”，作為人際關系的整合，是一切自我存續的人類群體，具有相對獨立的行動領域，自身享有比較獨特的文化和制度。就中國當代的社會建設而言，它應是國家與市場之外的一大領域，既與國家與市場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卻又自成體系，獨立而自在。
而佛教信仰的社會性，是指佛教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組織而言的。即佛教依靠自身豐富的信仰資源、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源，超越私人化的功德信仰方式，在以寺廟僧團為基礎的人間佛教模式里，把認同佛教信仰的各種人建構成一個“信仰共同體”或“功德共同體”，構成為一種現代社會組織，使他們具有一種社會歸屬感，具有一種價值認同和彼此交往的價值關聯，終而發揮出一個社會系統應當具有的社會建設功能。近代中國佛教高僧太虛大師孜孜以求的佛教革命之一，也就是希望佛教能夠走出寺廟，建設教團，在佛教與社會之間建構一種制度化的社會中介，從而使中國佛教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和交往關系，大致能夠專業化、組織化和制度化，希望中國佛教能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社會組織。
就此而言，現今社會中出現的一些佛教信仰的新方式及其實踐，正可表達出佛教信仰的這種社會性表達的趨向。主要有三種類型：
（1）法會共修，利益有情。這種共修方式，要求參加所有的佛教信徒必須參加共修，分享功德所得。而共修法會則組織各類信眾參與共修，或由發心的道友在各地出資組織共修法會。
（2）社團運作形式。各種禪學會、佛學會、慈善事業組織、居士聯誼會、各種學佛小組等等，使佛教信仰通過社團運作、社會法人或財團法人的方式，形成一個能夠進行佛教信仰分享的群體活動、組織團契。
（3）企業公司共修。崛起于民營企業中的“佛教徒企業”，這是屬于一種“信仰型企業或信仰型公司”。它們的組織運作及其系統設置，使作為管理者和經營者的老板佛教徒能夠通過公司、企業的運作系統而表達他們的個人信仰，并且在一個社會群體規模上，賦予其公司、企業的經濟行動經營活動以一定程度的信仰意義。
正是上述這種佛教信仰和佛教功德的共修結構，能夠使所有的佛教信徒共同分享佛教功德及其信仰。以上三者，大多為組織化或社團式的信仰共同體，正是通過由個業、獨修而共業、共修、普遍緣起的信仰建構路徑，人間佛教才能在佛教信眾、佛教與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結構性關聯，使抽象佛教信仰與具體佛教信仰實踐，能夠在一個社會化的信仰共同體之中得到協調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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