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社會學家鮑曼認為，一個人的殘酷與個性無關，而與權力和服從的組織有關。而我以為，一個人的冷酷與個性無關，而與道德的放縱和良心的背叛有關。
據《中國青年報》3月22日報道，年僅24歲的遼寧省大洼縣農民工劉明明，在前不久發生的暴風雪中遭遇車禍，造成多處骨折。同行者為救他的性命，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卻屢遭冷遇，劉明明最終命喪狂風暴雪之中。
已經不止一次看到見死不救的新聞，已經不止一次次為這樣的事件而痛心疾首，如果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這是中國人的冷酷無情，麻木不仁，是國民的“劣根性”。然而，筆者以為，這是人在“良心替代”下的道德放任，道德放任下的草薦人命。
人在不能自圓其說的情況下，就會開始發明另外一套關于“良心”的說辭，鮑曼稱之為“替代的良心”。這種良心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作為我們存在的深刻根源，而是為了“組織”的需要臨時臨時拼湊起來的，是為自己開脫罪名或責任的借口。
在劉明明的整個求救過程中，他們求過12個人，有普通人家，有警務人員，也有“120”，但是遇到的人都有他們各自“替代的良心”，都有他們各自見死不救的“理由”。“雪太大，車出不去”、“我們要去接領導。”、“我車后邊有人。”、“我不是本地的120！”其實，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人，作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知道，人的生命比一切都重要，但是，正是在他們各種“替代的良心“下，正是在各種名目的理由中，他們把自己從自身的重負下解脫出來，進入一個擺脫道德限制的狀態。一個擺脫了道德限制的人，既可以無所不為，也可以什么都不為，只須把一切的責任都轉嫁到別人身上，或是受傷者本人，或是其他人。漢娜.阿倫特把這個狀態稱為“無憂無慮”。一個本應該得到挽救的生命，就在一次次的“良心替代”下慢慢枯萎了。
如果說一個普通的人見死不救是一種罪過的話，那么，作為為民請命的警務人員，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務人員，竟然能在這種情況下視人命如草芥，那就稱得上是十惡不赦了。也許，那些見死不救的人以為，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而已，雪太大啊，我能出去嗎？我的任務就是“接領導”，我是外地的車啊，你不是我搶救的范圍。但是，鮑曼有一個非常深刻的結論：一個人自以為在道德上是無懈可擊的，或者良心上是清白無辜的，沒有什么比這更不可信的了。
邪惡之事并非只是那些惡人才做出來，那些僅僅從事自己的本質工作，對于他人沒有任何敵意的人，也會承擔非常可怕的破壞性工作。見死不救只是其中最小的破壞，但卻是極大的罪惡。然而，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隨時都可讓道德放任自流，隨時都在尋找“替代的良心”，那么，足可以證明，這是一個有缺陷的民族，是一個“病態”的民族。
作者：趙志友 來源：國際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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