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曾憲
現在，我們便將視點轉到當代來。根據儒家仁愛的非愛、無愛本質和儒學的封建文化性質，它們在現代社會自然應是被揚棄或取代的負價值存在。這并非是在重復“五四”政治反孔的口號，而是基于充分學理分析和價值評價得出的科學結論。這里的關鍵并不在儒家倫理自身、不在仁愛是否真愛，而在于它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當代中國社會，其政治性質、經濟基礎和組織結構都已迥異于傳統社會。二十世紀的革命史，使現代中國徹底終結了封建專制統治；二十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使當代中國初步擺脫傳統文明的束縛；伴隨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建設步伐的加快，社會主義中國正向著現代文明國家轉型。正像任何價值真理都要隨著環境變化而變化一樣，儒家倫理的社會價值隨著文明環境、文化語境的質變而質變也是必然的。漢儒有句名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如今，封建社會的“天”已經變了，這封建文化之“道”豈能不變？設若儒家倫理幾千年一貫制地發揮著正社會價值效用，那反倒不合歷史邏輯了。
既然如此，為什么當代學界倡仁興儒之風正盛呢？原因恐怕有這樣幾個：一是對仁愛及儒家倫理的誤讀；二是對當代道德危機根源的誤判；三是對批判繼承方法的誤用。前一問題已討論過了。因為西方冒出一個“普世倫理”概念，我們學者便迅速跟進，借賦予儒家倫理當代性品格來提升儒學國際地位，以爭取中國學術的話語權，這似乎是今日某些人自覺誤讀的學術動機。但更多學者則是基于對中國道德現狀的焦慮[44]。他們認為，由于“五四”反孔，導致儒家美德失傳，再加上發展市場經濟，使西方個人主義、拜金主義趁虛而入，才造成今日中國道德沉淪之現狀。因此，當下亟待重倡儒學、回歸傳統、承繼美德，于是，讓稚子頌經或創辦儒學特區的建議便轟轟烈烈地由著名教授提出了。其實，這些結論似是而非，它的兩個立論前提都是含混的，即：儒家是否活著；今日道德危機是否是因儒家倫理缺位造成的。新儒家認為儒學已死掉了，需要拯救，繼圣開來，返本開新。對此，李澤厚先生持異議。盡管我不完全同意李先生關于儒學已構成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觀點，卻贊同他關于儒學還活著的結論[45]。我甚至認為，儒家不僅現在時態地活著，而且既是今日道德文化資源的主體，也是導致道德危機的重要根源。在當前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嚴重道德腐敗現象的原因是很復雜的。其中，象少兒殺父拭母等惡性事件的出現的確與家庭倫理和社會常德教育缺失相關。但對于社會公德領域嚴重道德失范和錢權交易、司法腐敗等問題的出現，我認為卻是與儒家倫理及仁愛的負面效用直接相關的。顯然，這與某些將仁愛視為救世良方的新儒家和倫理學家觀點是完全對立的，究竟孰是孰非，事關重大，不可不深入辨析。
這便也涉及到對儒家批判繼承方法的認識了。實際上，儒家傳統在當代的負價值效應，本是無法回避的現實。譬如官本位思想、等級制觀念、以職位名分取人意識等等皆是。曾有過關于大學生舍己救農民值不值的討論，便直接反映出人分差等的儒家思想。對此，包括新儒家在內，人們或稱其為封建遺毒，或視之為儒家糟粕，皆將其排除在應承繼的儒學精華之外。這便是所謂“一分為二”的批判繼承原則，似乎掌握了這一去粗取精原則，儒家就可“開”出新天地來。問題是這原則放到儒家倫理身上并不科學。正如前文已分析過的，儒學“仁—禮”是系統存在，仁愛等道德因素都服從服務于該系統，并非孤立地發揮功效。在當代中國社會起負面效用的是整個儒家倫理系統，是由于其整體價值在現代文明環境中產生的消極作用，因此，是不能靠揚棄某些儒家因素來解決的。其下我便試圖結合例證探討公德滑坡、腐敗蔓延與儒家仁愛固有結構及規范的內在關聯。
曾有學者以《救救大人》為題，對國人道德冷漠現狀表示深深地憂慮[46]，其中，列舉了多例國人面對落水者見死不救的事例。盡管已是21世紀，此類“新聞”卻仍不絕于耳，并不斷引發出有關道德滑坡的感嘆。其實，這新聞不新，十九世紀末美國傳教士明恩浦便在《中國人的特性》一書中，詳細記載過國人對落水者見死不救、冷眼旁觀甚至趁火打劫的情形[47]。他還觀察到，每當一場大火降臨時，“總有一群烏合之眾在那里看熱鬧”，但很少有人會主動參與救火[48]。更有甚者，也是從這本書中我們知道在路中間挖個坑，讓車輛陷進去然后再出工抬出來的“坑人”術，也是淵源有自的，并非今日刁民之新把戲[49]。因此，當我在讀到某些村干部率全村造假或外出盜竊作案之類的“新聞”時，便不再詫異了。這類缺德現象的發生既與百年批孔無關，也與西方什么主義的侵蝕無關，它們才是原裝的國粹衍生物呢！
當然，僅僅局限于表面現象或拘泥于儒家的道德說詞，是難以尋找到儒家仁愛倫理與這些不仁不愛之惡德丑行間的邏輯關聯的。儒家“無我”的仁愛境界是何等崇高啊，豈能與此等卑鄙茍且之小人行徑掛鉤！但問題是，能自覺“克己”“修身”而“成仁”“成圣”的人，即便在封建社會也是極少數，真正被儒家綱常倫理所泯滅的并不是絕大多數人的私心、私欲，而是他們的獨立人格。經過儒家文化千百年“陶冶”，中國人只有角色的自覺，而沒有屬“人”的類覺悟。各種角色倫理義務，只能在“私域”中施于情緣對象，而不能在“公域”中施于陌生對象。這便使中國人從來只有私德沒有公德、只有仁愛沒有博愛?；蛟唬嚎鬃硬皇钦f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0]嗎？孟子不是說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51]和“老吾老及人之老”[52]嗎？確是如此。人性相通，人類之愛原本是不需要刻意啟蒙的。但令人遺憾的是，孔孟的這些論述也只是用來向強勢角色推行仁政的，這些說法如同“仁者愛人”一樣，一旦放到“親親為大”的“仁—禮”系統中，它們也早都被儒家禮法制度或“愛有差等”的倫理實踐所窒息了。
“愛有差等”既表現在上下的等級性差異中，也體現在遠近的親疏性差別中。后者即是以自我為中心，按親疏程度確定道德義務實施范圍。這樣，盡管從理論上講，儒家由親情網絡組成的宗法社會是“沒有邊界”[53]的，但對每個倫理主體來講，其仁愛行為的實施卻是內外有別有邊有界的?！抖Y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親畢矣”[54]。親既畢，愛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國人對所謂“五服”之內的長輩或同輩親戚，即便是心存芥蒂，也要作仁愛秀，否則，便要遭到“六親不認”的道德輿論鞭笞。但對這“五服”或“六親”之外的陌生人呢？國人則理所當然要漠然待之了。非我族類，必有異心，豈能施以仁愛！這就是愛不愛親情分，換成文革語言，就是“愛不愛階級分”。曾有句名言“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闡明的也是這個道理。既然愛必須“有緣有故”，那么，國人對陌生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對異己分子無情打擊便很正常了，因為那很可能被私德所縱容呢！
至今有人提及文革情景仍不免詫然并不得其解：號稱禮儀之邦的中華民族，怎么能一夜間便喪失人性自相殘殺起來呢？年輕學子們怎么能掄起皮帶即刻成匪，將自己的老師和同學活活打死呢？其實，這種法西斯暴行滋生的土壤恰恰在仁愛非愛傳統中。缺少人權意識、人道精神的中國人，一旦離開原有情緣倫理規范的約束，其良民角色向刁民或暴徒轉化，幾乎是毫無障礙的。何況紅衛兵們還得到某種正義信念的支持，要以此表忠心呢！“忠不忠見行動”，行動就是對所謂異己分子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而這些暴徒，即便再慘無人性，甚至變成殺人惡魔或汪洋大盜，只要他認祖歸宗、站穩立場，回到原屬階級、派別或情緣關系“私域”中，“同志們”、“戰友們”和鄉親們不僅不會譴責他，甚至還會視之為階級、派別或家族英雄呢[55]。仁愛之邦無人道，看似悖謬，卻實非偶然。如此人道底線尚不存在，遑論其它損人缺德之事了。今天，某些農村造假活動極為猖獗，就在于造假坑人者感受不到道德輿論或內心良知的壓力。而人道良知之不存，又何談博愛精神了。因此，不是別的，正是儒家倫理的結構性本質扼殺了國人的公德意識和人性良知，使中國人難以實踐博愛精神。而正由于國人缺少這種博愛精神，才使得助人為樂因稀缺而具有了崇高性質，以致我們到了發達國家總感慨處處遇到活雷鋒[56]。所以，從本質上講，公德領域中的道德危機，只是在市場經濟刺激下，國民劣根性的大暴露而已。“滑坡”之說，其實未必很準確。
有關今日腐敗之現狀，已有若干大要案例披露，無需贅述；有關腐敗生成的社會政治經濟原因，學界已有詳論且超出本文題旨，亦不重復。但以筆者所見，中國腐敗滋生的更深層土壤還在儒家倫理中。其下，讓我們結合古今腐敗的兩大通行套路具體分析一下。一類是公開型腐?。汗賳T利用手中的權力明目張膽地敲詐勒索，貪污受賄。在儒家政治架構中，上級官吏在忠于皇帝的同時，難免甚或必然要在弱／強勢角色轉換中層層欺詐下級官吏，并將上級官吏的違規索禮行為，逐級放大轉嫁下去，最終變成基層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的惡政。此類情況，如果說在封建社會還得到儒家忠順觀念默許容忍的話，那么，在人民主權深入人心的今天，官員公然以權尋租敲詐勒索行為雖仍在通行，或屢禁不止(如所謂“三亂”等等)，但卻難以獲得道德輿論的公開支持了，因此，我們略而不表。另一類則是隱蔽型：借情緣關系遮掩進行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腐敗活動。讀吳思先生《潛規則》[57]一書，便會發現如今官場上盛行此種腐敗方式或套路皆古已有之，無非都是吃請請吃、送禮收禮，與市場經濟、與拜金主義幾乎毫不相干。不過古代的名目更多：程儀、表禮、炭敬冰敬、三節兩壽等等，也無非多找個腐敗借口罷了。請注意，這“禮”、“儀”、“敬”、“節”、“壽”等概念本身，都是儒家價值符號，這表明它們是按儒家禮義行事的。
《潛規則》作者“發現”封建官場上與王法并存的“潛規則”時，獨具只眼，但他將其視為與仁義道德背離的“規則”時，卻不得要領。盡管從表面看去，這些腐敗行為既有違儒家忠君愛民清正廉潔的倫理規范，也不合王法——國家官吏已有俸祿，是不該也不允許額外索禮或收禮的——但實際上，這些規則是國人皆曉，幾無人能避，它們正是儒家“仁義權益共享回報法則”的正宗體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于這類腐敗，我們都是深惡痛絕的默認贊許甚或同流合污者。即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擺脫不了情緣網，免不了要遵循或利用這一法則，謀求一己或親朋好友的私利，直接間接參與或助長了腐敗。這之中，又可分為“開后門”、“權錢交易”兩種類型。“后門”一般都為先在的情緣關系而“開”，它體現著“仁義權益共享”法則。凡手中握有權力的，無論是七大姑八大姨，還是同鄉同學，都需視關系遠近軟硬給予關照。前文已反復論及，凡違反這仁義法則者，便是六親不認或忘恩負義，便要受到譴責?，F今人們熱衷同鄉會、校友會，熱衷之意不在“會”，而在擴大“情緣關系網”也。“朝中有人好辦事”，依舊是“真理”。這種憑情緣關系開后門尋求關照的做法，盡管也是人情腐敗，有時也違紀違法，但性質尚不嚴重，因為擅權者可能并沒謀取個人私利，與權錢交易尚有所區別。
我們重點討論“權錢交易”?；ㄥX打通關節的行賄方式并非國粹，“黑金”事件任何國家皆有。但“聰明”的中國人將“黑金”包上“紅紙”，變成“禮敬”，性質就大變了。不要小看這一層薄薄的紅紙，它既將非法的“利”變成了仁愛之“禮”，又將黑暗的“賄銀”，變成了難以拒絕的“禮金”。這樣，中介物便由“錢”變成“禮”，彼此的關系也就超越了行政、司法或其它社會關系，變成情緣、交情關系，雙方便要依“仁義權益回報”法則行事了。盡管彼此都知道這情緣是后生的、關系是虛假的，但卻都要進入角色，假戲真作。譬如這“禮”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送的，送方都要做“自愿”狀，受方都要表“拒絕”態，經苦求后方能收下或“笑納”，這也是“規矩的一部分”[58]。明明見不得人的勾當，如此這般處理起來便顯得情濃意重、合乎禮儀、順乎情理，比赤裸裸地金錢賄賂“文明”多了。更重要的是，既然是按仁義法則行事，便要受禮綱規范約束?！稘撘巹t》中有題為《擺平違規者》的章節，說的是一個行賄后卻不能免災的縣令，翻臉向皇帝揭發欽差大臣腐敗的故事。結局是，上峰發覺系自己違規，便趕緊湊足二萬兩銀子反過來收買這一縣令，讓其撤回奏章，將事情“擺平”。這“擺平”語義表明，此種關系中，雙方地位實際是平等的：我看重你的權，你看重我的錢；你收了我的禮錢，就要遵禮給我回報辦事。誰若違規，就要受到道德輿論的嚴厲譴責，行賄者就可撕破臉予以揭露——你不仁，別怪我不義。今日某些高官腐敗劣跡之所以被揭露，不就是因為他只收錢，不辦事（賣官）嗎？而那些收禮辦事的人，道德輿論則會給以講“義氣”、夠“哥們”、“通情達禮”的美譽。而那些剛正不阿、執法如山，不吃請不收禮的清廉官員，卻要受到不給面子、假正經的輿論譴責，甚至到了做人難的地步。古今清官的故事都在反復述說著這一點。
這便是眼下腐敗勢頭難以遏制的癥結所在，因為有仁義法則支持，它可堂皇地沖破一切法律禁區，將交易／交情做到各個領域。幾乎任一當事人都可通過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同學的同學鎖定任一目標人。譬如，只要與法官拉上情緣關系送上禮，表示了“仁愛”，那法律又算什么呢？儒家倫理的當代負面效用在此充分體現出來了。由于儒學文化家國一體、德法不分，儒家倫理中壓根就沒有公私界限、法權意識，更缺少法律至上的公正理念和守法精神，這樣，當國家角色與情緣角色疊加時，國法與禮綱難免并行沖突，出現“人情大于王法”的現象。在“私域”為主的封建宗法社會中，這種沖突只限于官僚體制內，與民生關聯度較低；而官場腐敗又有“潛規則”制約，尚不至危及整個社稷?，F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公共領域空前擴大，公共權力覆蓋整個社會，儒家倫理的這種仁義人情法則，對現代社會的法治規范、社會秩序必然起著全面消解或顛覆作用。盡管也有“潛規則”制約——對中國官員的行賄一般是可以計算成本并有回報預期的，比起某些毫無“規則”的落后國家來，這種腐敗只增加社會成本，眼下尚不至扼殺發展——但它的危害依然是極大的。特別是當它從政治、經濟領域蔓延到司法、衛生、教育、學術、體育、藝術各個領域之后，不僅使法律失效、政令無威、教育腐化、學術泡沫、體育潰敗、藝術墮落，而且加劇了社會無序、擴大了貧富差距、嚴重威脅著社會安定。同時，這種人情腐敗還扭曲了正常的社會組織系統，解構著一切民主制度。當各種社會關系情緣化之后，師生關系、醫患關系、干群關系都變味了；當各種選票都變成人情票之后，幾乎所有的民主程序（包括評獎、選優）都變質了；中國的現代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設都將難以有實質性的推進。儒家倫理正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因此，提倡“依法治國”、“以德治國”并舉時，必須明確，這里的“德”只能是支持和維護法律、法治、法理的現代道德，而不是維護禮綱、情緣、情理的儒家倫理。
如上所述，儒家倫理由于其自身結構性局限和規范性閾限，致使國人在公域無德、私域枉法，其現實負面效用已遠超出其正面價值，那種籠統將“仁愛”視為普世美德倫理主張積極繼承推廣的理論和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但需提請注意的是，筆者這里是用一個價值的動態比較判斷作總結，言下就是承認儒家倫理在當代社會仍有其“正面價值”。這突出表現在儒家傳統對社會穩定的意義上。譬如，由于在情緣范圍內權益共享是鐵定仁義法則，家族中有一個窮親戚不算窮，有一個富親戚不算富，這便結成一張天然的“情緣保障網”。西方理論家每每感到困惑：中國數千萬國企職工在社會保障網尚未完善的情況下下崗失業卻沒引起劇烈社會震蕩，這是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下崗人員在這張特殊的“情緣保障網”中得到了親朋好友的關照。對此，筆者是有親身體會的，限于本文篇幅，這里不展開論述了。總之，無論在歷史還是在當代，儒家倫理價值都是正負相關的，中國的社會可說是成也儒家，敗也儒家。只是隨著當代社會轉型速度加快，儒家倫理的負面效用正越來越凸現出來并抵銷其正面價值。筆者科學釋儒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們正視儒家倫理價值的兩面性，認識到系統批判徹底改造儒家倫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就需要使儒家倫理脫胎換骨：剔除其宗法因素、破除其情緣局限，引進西方博愛型道德因素、契約型倫理規范，脫“禮”而依“法”，弘揚真正的自由博愛平等互助精神。如此改造后的與市場經濟、與法治原則相適應的現代道德體系，自然已不是儒家倫理了，我稱之為“新華倫理”[59]。至于如何建設這種新華倫理并約限和逐步取代傳統儒家倫理，顯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理論與實踐課題，本文只是破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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