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重要組成部分,儒家道德(又稱倫理)規范是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恪守的道德準則,其優秀部分對促進當今社會和諧穩定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由于儒家社會道德規范具有對家庭、社會、父母負責任和對朋友重信用等特質,因此,它的積極成分對于當今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交往愈加頻繁,人際關系也更加重要。儒家社會倫理的積極成分在當今人際交往中將會發揮一定的作用。儒家的社會倫理學說將有助于促進當今社會的祥和氣氛。《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篇》云:“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儒家的社會倫理學說還要求人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要讓人們在年老時有人奉養,以終天年,年輕的時候,社會提供條件來發揮自己的作用,讓年幼的未成年的孩子在社會的愛護下成長,鰥寡孤獨的老人及有疾病殘疾的,皆能有所養。這雖然是一種社會理想,但也是人們對社會道德的要求,是儒家社會倫理的主張。《論語·公冶長》記載:孔子在談到自己的志向時說,他愿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就是說,孔子希望通過自己的行為和努力,使年老的人過得安逸,朋友對他相信,年少的人也會懷念他。這其實也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具體實踐和社會效果。
在與人的交往中,儒家認為對待朋友,要講信用。《論語·學而》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人生最重要的品質之一是待人謹慎講信用,熱愛眾生,用親仁的態度去對待他們。對人恭敬,言語忠誠有信用,即使在異國他鄉,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反之,如果言語行動不忠信,不篤敬,雖在自己的家鄉故里,也是行不通的。孔子認為,如果想了解某一件事,必須有謙恭的態度。《論語·學而》記載:“孔子弟子子禽問子貢說:‘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就很快地了解這個國家的情況和政治,夫子是向人求問的,還是人家主動給他講的?’子貢說:‘夫子以溫和、友善、恭敬、節儉、謙遜而去了解諸侯各國的情況的’”。《論語·里仁》記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認為,在與人的交往方面,要寬恕待人。《論語·衛靈公》云,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在一切問題上,都要多責備自己,而少責備別人,就不會招致怨恨。
孔子主張,對自己嚴格要求,如果別人對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要去怨恨別人,應以自己的行為去改變別人的看法。《學而》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如果別人不了解自己或誤會自己,也不去怨恨別人,不也是君子所為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別人不了解我,我不著急,著急的是我不了解別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有道德的人要求自己,而小人則去要求別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或不能接受的事情,也不要去強加于別人。
孔子把“忠恕”當作終身信用的格言,要寬恕待人,自己不愿做的,也不要強加于人;自己所希望達到的,也要替別人考慮,《顏淵篇》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要成人之美,不破壞別人的事,而小人則相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凡自己希望成就的事業,也幫助別人成就,凡自己希望達到的事情,也幫助別人達到。
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在社會道德方面具有對家庭、社會、父母、朋友等各方面強烈的責任心。因此,儒家道德規范中的積極成分對于今天人與人之間建立良好和諧的人際關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儒家倫理倡導的“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等道德原則,對于規范當前商業活動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儒家在經濟方面的倫理思想也有一定的現實價值。孔子認為,富貴是人生的一大追求。《論語·述而》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富貴是可求的,雖替別人趕車,我也愿意。如不可求,那么就隨我的愛好而行事了。同時,如果富貴不是用正當的手段取得的,就不應當享受這種富貴。貧與賤是人人所厭惡的,但如果不用正當的手段去消除貧賤,那么寧愿在貧賤中生活。一個人必須有坦誠的胸襟,不為功名利祿所迷惑,用自己的辛苦和智慧來取得富貴,消除貧賤,這才是最高尚的道德。在既得的利益面前,孔子認為應該首先考慮這種利益是否合乎道義,即要“見利思義”、“見得思義”。《論語·陽貨》云:“君子以義為上”。上面所引的是孔子對義利的看法,他認為利益,包括金錢、名譽、地位等必須以正當的合法的手段取得,否則就是不義的。儒家關于經濟道德的思想在當今社會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儒家主張在義和利問題上要先義后利,在與人的交往上要講信用。這些思想在社會的經濟和商業發展中有很大作用。
當前,我國處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中。許多人憑著聰明才干和辛勤勞動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但也有一小部分人靠投機鉆營等不正當手段牟取不正當利益,給市場經濟帶來很大的危害,使國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一些不穩定因素。在這種情況下,規范當前的商業活動,可以借鑒儒家的經濟倫理學說中的“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君子以義為上”等道德準則。這對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必將發揮一定的作用。(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