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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速寫:羅雪村 |
中華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我國又于2000年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為了解“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進展情況,近日,記者走訪了這兩個工程的參與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謙教授。
記者:“夏商周斷代工程”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又即將啟動,這將為研究華夏文明的孕育過程和早期國家的形成奠定基礎?,F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正在進行之中,請介紹一下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背景。
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國內外學術界都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漢代大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里有五帝、夏、殷和周的本紀,構建了“三皇五帝”的中國上古史系統。根據這一體系,我們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個說法延續了兩千多年,沒有人懷疑過。上個世紀初,中國一些知識分子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思想,開始對封建文化體系下形成的理論、學說提出質疑,有學者就認為“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靠不住。20世紀20年代初,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當時的一些學者就開始了考古發掘工作,希望找到真正可信的史料。這個研究的過程到現在都沒有結束。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都是為了弄清楚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特點以及長盛不衰的原因,希望能夠把這一過程理清。
通過研究,現在學術界傾向認為,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很可能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登封王城崗古城遺址可能就是禹都“陽城”。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都屬于夏文化。而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殷墟等遺址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整個商代的歷史都是可信的。周代的歷史就更不用懷疑了。周原遺址、豐鎬遺址的發現,特別是最近在岐山周公廟發現的周代大型陵墓、建筑基址、鑄銅作坊和甲骨文,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存在的周。
記者:這些遺址的發現確實意義非凡,它有助于我們確認夏商周三代的歷史。一般認為,中國從夏朝開始建立國家,從此進入了文明時代。但是人們對什么是文明存在著很大的爭議,請談談您對文明起源標志的理解。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時間和發展過程,學術界是否已經達成了一些共識?
李伯謙:對于文明起源的標志,我們一般采用恩格斯“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論斷,即國家的出現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按通常的理解,文明形成的前提必須是生產力的較大發展,有了剩余產品,出現分配不平等,人群分化成不同的階層和階級。為了解決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凌駕于這些階級之上的國家機器便應運而生,所以我們把國家的形成作為進入文明階段的標志。但國家形成的標志是什么?學術界的認識也不盡一致。因此,一些研究者開始提出國家的具體標準,一般包括出現文字、城市、大型禮儀性建筑以及青銅器等。我個人認為,上述這些東西確實都和文明有關系,都可以看作是文明的因素。但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文明因素發展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文明。就某一個文明因素來說,不一定是文明形成的必然標志。比如金屬器和文字,在有些地方,它們在文明初期只是剛剛被發明出來,還沒有在社會中廣泛使用,不是形成文明的決定性力量。并且,不同地區文明因素的特點也不一樣,因此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標準,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就我國來說,現在多數學者認為,公元前三千至兩千年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期。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已經產生了文明的因素,很多地方都發現了和文明有關的跡象,比如紅山文化中的祭壇、積石冢、玉器等。這個階段宗教信仰非常強烈,神權至上,已經有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人物,只不過他只能通過掌握祭祀大權與“神”對話,來表達自己的意志。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這個階段,也就是公元前三千至兩千年,文明發展到社會轉型期,即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型的時期。這段時間就相當于考古學上講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時代,也就是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對于五帝,是否真有其人不必太過在意,但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則是完全可信的。這個階段是一個轉型時期,此時社會發生急劇變化,貧富分化與階級分化愈演愈烈,區域政治中心紛紛涌現,以軍權為支撐的王權、軍權、神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開始形成。因此,把龍山時代稱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從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過程來看,許多學者也同意前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綺先生提出的觀點,即古國、王國、帝國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三大階段。古國是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所反映的社會結構。在這些文化遺址中,存在著大型祭壇,表明這時的社會充滿宗教狂熱,主持宗教事務者就是社會的主宰。神權支配一切,這是古國階段的特征。王國是指王權國家,國家的主宰是通過戰爭涌現出來的軍事首領,是軍權與王權集于一身的人。在這個階段,除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也開始產生維護、實行這些權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夏商周都可以說是這類性質的王權國家。帝國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記者:我國地域廣闊,中國古代文明是多個地方的文明融合在一起,還是一種文明向四周擴散發展?
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是多元一體的,就是說不只有一個源頭。以前一直認為,華夏文明是從黃河流域興起再傳播到周圍地區的。現在發現在大體相同的時間內有很多文明中心。比如,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它的文明程度相當于中原的龍山時代,但又與中原文化不一樣。長江中游以石家河文化為代表,也有龐大的古城。長江下游以良渚文化為代表,它的玉器制作非常精致,還發現了大型祭壇和貴族墳山。在黃河流域,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崗是中心;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區的遼西、內蒙一帶,也分別是中心。這些不同的中心都是相對獨立的,在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這個階段發展的程度很高,并不比中央地區差。因此從整體來看,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過,后來這幾個文明中心大部分都衰落了。衰落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是社會因素。比如良渚文化,有學者就認為它的衰落是由于社會財富大量地浪費在宗教祭祀活動上,沒有用于再生產。各地文化之間相互沖突、融合,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堯舜禹時代,中原地區發展起來了。特別是在夏朝建立后,慢慢形成了以夏商周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系統,中華文明逐漸走向一體。
記者:通過眾多學者的努力,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今后還需要重點對哪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李伯謙:首先,對夏商周三代的歷史雖然已經建立了基本框架,但仍有不少具體問題尚未解決。例如,關于夏代早期夏文化的問題,關于商代都城的問題,關于周代王陵的問題等,都還存在不同意見,需要繼續研究。其次,對于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過程和途徑,雖然已經有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對文明形成的基礎、文明形成的標志、文明形成的動因等理論問題較少涉及,或者存在著簡單照搬外國理論的偏向。這些問題都是今后研究的課題。希望通過若干年的努力,在中華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問題上能夠有一個基本一致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