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尚同
去年從《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一書的引言中，見到一段話：“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大多是前輩曾經作過的；我們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們的思想和作為未必比前人更好。”
的確如此。某些今人為之痛心疾首、說也說不清的時弊，“戊戌”一輩、“五四”一輩，乃至更早如郭嵩燾、嚴復等不同政治立場和學術觀點的先哲們，早已一針見血指明過，而且比今人講得更加清楚、明白。時間早已過了近百年，前人看到了，也辦到了；或者希望后人能辦得更好的事，我們卻還在爭論，有的甚而成了禁區。
前些日子，為了教小外孫讀一點科學、民主與憲政的好文章，買來了經濟日報出版社重印的1946年葉圣陶等編的《開明新編國文讀本》（插說一句：恕我以古非今，也恕我三十來年任教師和教育行政工作干部的無知，因為我一讀才發現，自1950年以來，中學語文教材的水準還沒有趕得上這兩套讀本的）。
讀本中有一篇摘自1919年梁啟超《歐游心影錄》的文章，題為《思想解放》。這篇文章也證明，我們今日的思想和作為，不僅未必都比前人更好，而且有的還在變本加厲地重復前人早已指明的錯誤。全文不長，照抄于下：
要個性發展，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怎樣叫思想解放呢？無論什么人向我說什么道理，我總在窮原竟委想過一番，求得個真知灼見。當運用思想的時候，絕不許有絲毫“先入為主”的意見束縛自己。經過思想之后，覺得對，我便信從，覺得不對，我便反抗。
“曾經圣人手，議論安敢到。”這是韓昌黎極無聊的一句話。圣人做學問，便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擇善而從，不經一番擇，何由知道他是善？只這個擇字，便是思想解放的關目。歐洲現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對于社會上有力量的學說，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總許人憑自己見地所及，痛下批評。批評豈必盡當，然而必經一番審擇，才能有這批評，這便開了自己思想解放之路；因這批評又引起別人的審擇，這便開了社會思想解放的路。互相啟發，互相糾正，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日進。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圍一世人心，無論那人為今人，為古人，為圣人，無論他的思想怎樣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試問那人若非經過一番思想，如何能創造出金科玉律來？我們既然敬重那人，要學那人，第一件便須學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擺脫了古代思想和并時思想的束縛，獨立自由研究，才能建立一家的學說；不然，這學說也算不得他的了。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不學他這一點，倒學他的反面？我國千余年來，學術所以衰落，進步所以停頓，都是為此。
有人說，思想一旦解放，只怕人人變為離經叛道。我說，這個全屬杞憂。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叛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那么，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評擁護他，經過一番刮垢磨光，越發顯出他的真價。倘若說某家學說不許批評，倒像是這家學說經不起批評了。所以我奉勸國中的老師宿儒，千萬不必因此著急，盡可以讓青年縱任他們的思想力，對于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就是鬧得過火，“非堯舜，薄湯武”也不要緊。他們的話若沒有價值，自然無傷日月，管他做甚？若認為夠得上算人心世道之憂，就請痛駁起來呀！只要彼此應用思辯的公共法則，駁得針鋒相對，絲絲入扣，誰是誰非，自然見個分曉。若單靠禁止批評，就算衛道，這是秦始皇“偶語棄市”的故技，有什么用處？
還有幾句打破后壁的話，待我說來。思想解放，道德條件一定跟著動搖，同時社會上會發現許多罪惡，這是無可逃的。但說這便是人心世道之憂，卻不見得。道德條件，本是適應了社會情形建設起來的。社會變遷，舊條件自然不能適用。不能適用的條件自然對于社會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種僵石似的裝飾品。舊條件既然不適用，在新社會組織之下適用的新條件卻并未建設起來，道德觀念的動搖如何能免？我們主張思想解放，就是受了這動搖的刺激，想披荊斬棘求些新條件，給大家安心立命。他們說解放思想便是破壞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釋，且不必辯，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鎖起來，試問他們所謂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舊道德早已成了“僵石”，新道德又不許商榷，這才真是破壞道德哩。至于罪惡的發現，卻有兩種原因：第一是不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舊道德本已失了權威，不再能拘束社會，所以惡人橫行無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幾多罪惡，難道是新思想提倡出來的嗎？第二是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愛說抉破藩籬的話，有時不免說得太過些。那些壞人就斷章取義，把他們的話做護身符，公然作起惡來，須知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為本來是滿腔罪惡，從前卻隱藏掩飾起來，如今索性盡情暴露，落得個與眾共棄，還不是于社會有益嗎？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處，并無壞處。我苦口諄勸那些關心人心世道的大君子，不要反抗這個潮流吧。
梁啟超（1873－1929），大家都知道，甲午之戰失敗后，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的先驅者，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一代宗師。他于1896年創辦的《時務報》，震驚了中國。梁的文章被公認為“筆端常帶感情”，“舉國趨之，如飲狂泉”。郭沫若說在梁任公的筆下：“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沒有一個（人）沒受到他的洗禮”。毛澤東早年曾因梁啟超別號任公，也用“子任”作過筆名，可見梁一度是毛心目中的英雄。梁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也不贊成打倒孔家店，卻曾積極提倡“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為自由、出版自由”四大自由理念。
梁啟超《思想解放》一文作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兩年。如果此文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稍加幾個現代辭匯，以筆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大概沒有人會相信這是維新改良派梁啟超1919年的大作吧！因為文意與1978年12月13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精神如此相似！可見梁任公在這些方面，比起那些思想僵化，一見到《光明日報》發表、《人民日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就迫不及待打電話，痛斥《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砍旗”的人，高明多了！
隨筆再舉一件眾所周知的往事。1919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提出了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我和一些朋友都以為，蔡元培先生更比今日某些一見到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就視為異端的人高明多了。你完全可以不同意這篇文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可以光明正大寫文章反駁嘛！當然也還要有“雅量”允許別人再反駁。如梁任公指出的“開社會思想解放之路。互相啟發，互相糾正，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日進”。這也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開宗明義指出的，既然人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難道真要形成馬克思痛斥的：“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許可的色彩”，“精神只準披著黑色的衣服”么？從這里也可見今人在一些方面特別是對待不同意見的“雅量”，不見得一定超過前人，真正是前塵往事不絕如縷，并不如煙。
如果也問一句，“這是為什么？”其中的緣由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是因為人們對本國歷史缺乏一種溫情與敬意，而是抱著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總以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站在以往歷史最高之頂點。因而容易鄙視過去、夸大現實、迷信將來的緣故。在世界走向進步、走上民主和科學的大潮中，我們不能倒退。我們對過去，對今天在實踐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的過程中，對絕不可能一律的輿論，都要帶著溫情和敬意相互寬容和尊重。如1953年梁漱溟所要求的，養成一種文化上、思想上、素養上的“雅量”，對于一切言之成理的道理，不要動輒以“左”或“右”來分野，更切切不要將“左”一定尊為善或革命，將“右”一定貶為惡或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所謂的“左”，恰恰是幾乎將中國引向崩潰的邊沿，而所謂的“右”,恰恰是比較正確的（整個前提錯了，只能說是“比較”）。“輿論一律”之為害可謂大矣、極矣！而今而后，應當有責任、有雅量，允許公開地各抒己見，在解放思想的辯論中求得平衡和真知。這樣才能尊重過去，改革現在，以開創未來的和諧社會，庶幾無愧于“戊戌”、“五四”幾輩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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