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大春
本名龐春清，祖籍山東，1960年清明生于北京。1983年發表處女作《綠島》，著有詩集《圓明園酒鬼》、《食指黑大春現代抒情詩合集》等。
黑大春是最早在圓明園“安家”的藝術家。隨著后來一批批詩人畫家的涌入，圓明園一度成為北京最知名的文化符號。這里曾是數千只鳥兒棲息的荒園，煢煢孑立的大石柱上曾回蕩著從荒園中蘇醒的詩歌。黑大春見證了這一切。
一群詩人中最年輕的一個
1960年，因預產期有誤，我在家降生。我的父母是海軍轉業來北京的，在我上面，還有兩個姐姐。文革中，讀不到什么書。正在戀愛年紀的姐姐給了我一本泰戈爾的《飛鳥集》，是鄭振鐸在30年代翻譯的版本，硬皮、繁體字，我一下子就迷上了。后來，我又通過朋友，找了拜倫的抒情詩集和普希金的詩集。他們的狂言和雄辯很吸引我，但是最令我著迷的仍然是《飛鳥集》中所彌漫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童話色彩。
就是這時，我開始寫詩了。最早的詩受泰戈爾影響很大，還有一部分受到上世紀30年代詩歌的影響，夾雜著文言和白話。
1979年春，我在街上看到當時很著名的一份民間詩刊，根據上面的聯系方式找到了位于東四十三條76號院內的編輯部，這是一個復雜的大雜院，接待我的是周郿英，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謙遜、包容、善解人意，后來做了那么多年朋友，我發現，這就是郿英的本色，而不是向外人刻意表現出來的客套。我對郿英提出想見一見他們中最重要的幾位詩人，郿英很爽快地答應了。
很多年以后，芒克回憶我第一次跟他們見面，當時他一見面就很狂地說：“我是個詩人。”我已經不記得了。
只記得另一位著名詩人很中肯地給我的詩提了很多意見，一語道破我是在模仿泰戈爾，而且看得出，他對泰戈爾的詩有很深的了解。這次談話令我心悅誠服，不久之后，我被吸納到他們的編輯部。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感到當年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芒克與另一位詩人負責組稿，我、老鄂、徐曉、桂桂、小英子等負責謄印、張貼。忙完了一天，北島帶著大家一起到街頭攤喝碗豆腐泡，或者去西單著名的包子鋪吃包子。我記得有一次與一位姓徐的女詩人談到這段生活，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興起的眾多民間文化團體中，我們是最沒有幫會習氣的團體。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名利之爭，有的只是個性的碰撞。作為其中年齡最小的詩人，我與他們成了忘年交。
像海明威那樣生活
1980年，我瞞著父母，跑到福建鼓浪嶼看海。臨走前，郿英塞給我一些糧票，還告訴我很多走南闖北出門遠行的經驗和訣竅。在鼓浪嶼，我找到舒婷，她很熱情地招待了我，感覺像大姐一樣親切。
1981年左右，我和芒克一起來到白洋淀，我抱著一種朝圣似的心態來到這片新詩歌的發祥地，并寫下了《白洋淀獻詩》。
那時，我開始大量涉獵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像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克魯亞克的《在路上》以及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等。這些書不僅影響了我的思想，而且直接影響了我的生活方式。我那時總愛穿一件黃色外套，留著長發，這身“時髦裝扮”其實是模仿馬雅可夫斯基的。海明威的《流動的盛宴》是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其中的一些影響，現在想來是很負面的，酗酒就是最惡劣的影響之一。
那時，大家經常在一起舉杯暢飲，每當喝到興頭的時候，就開始大段大段地背詩，我們當時把這叫做“浪詩”。酒過三巡就開始互相叫喚著叫對方“浪一首”。
另外，也是直接受了海明威、龐德、葉賽寧的影響，我們中的很多人開始練習拳擊。經常在一起打拳的有我、芒克、甘少誠、趙南等。周郿英的弟弟周寶英是一個拳擊好手。他常帶著我們去圓明園練拳，還送給我一副職業拳擊手使用的手套，與現在常見的那種肥肥大大的手套不一樣，這種手套裹著棕皮、非常非常薄。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所名叫“長征”的食堂吃飯，那里用很高的塑料桶盛酒，我們那天也不知道喝了幾桶，寶英開始大段大段地背誦杰克·倫敦的《馬丁·伊登》，令我驚詫不已。多年以后他還跟我提起那晚，說他是騎著自行車畫著龍回的家。
關于兩位天才詩人的回憶
多多與芒克是最早從白洋淀走出來的詩人。我與多多在一次詩會中相識。他叫我想起了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安德里別雷，這個據說有著三分之一猶太血統的詩人，一眼望去就知道是個奇才。他是一個鋒芒外露，性格極強的人。這不是簡單的恃才自傲，這是一種復雜的人格。我想這也許是天才的通病。
芒克第一次帶我去多多家時，我在一個大本子上看到這樣的詩句：“在北方的田野里有一把犁讓我疼痛。”我一下子被這詩句打動了，但卻直率地對他說，我覺得你的詩太像迪倫·托馬斯了。我一說出口就有點后悔，因為對一個像多多這樣的詩人來說，指出他的詩歌像誰很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侮辱。但沒想到多多竟然很自然地說：是啊，每個詩人都應該模仿迪倫·托馬斯。他的這種坦然一下子叫我看到了多多的另一面，在面對詩歌時，他是謙卑的。
但是，在面對同時代的詩人時，他又是刻薄和嚴厲的，他的光芒傷害了許多仰慕他的后來者。在80年代末的一次詩會中，大家推舉多多評點年輕詩人的創作。多多絲毫不留情面，用他特有的方式，挨個挖苦了許多人的詩歌，其中也包括海子。
多多的點評盡管刻薄嚴厲，但他的語言很精彩，很犀利，常常引起大家的哄笑。其實這種哄笑不是針對某個人的，但是海子無疑在這一次詩會上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據說，詩會結束后他跑到駱一禾的家中大哭了一場。
不久，海子去世了。在1989年4月中央戲劇學院《幸存者》朗誦會后，多多趴在我肩膀上失聲痛哭。我當時不知道跟他說什么好，只是言不由衷地說了一句，這不怪你，多多。
3月26日，海子的忌日快到了，我想起了多多的一句詩，“你所要忍受的記憶是這樣強大，這夜人們同情死亡卻嘲笑哭聲?！痹诖藘H愿死者不死，生者長生。
圓明園里神秘的黑衣人
我們的詩歌團體解散后，我暫時處在無所事事的狀態。一天去圓明園，在福海中央的小島上找到一處廢棄的房屋，看著斜陽落日的壯美，就異想天開地決定定居下來。
圓明園以前是我們經常活動的地方，芒克等人還爬到那些廢棄的石柱上“浪詩”。我一直不愿這么做，只在一座巨柱頂上睡過覺，因為我對這里有一種敬畏。圓明園成為公園以前完全是個廢園，一天也見不到幾個人，園內雜草叢生，四處散落著遺跡和殘骸。我獨自在島上住下來，弄來個電爐子煮飯，跑到臨近的村莊打水，陪伴我的只有一只黃鼠狼。
那個小島具有天然的詩性。周圍是浩瀚的福海，前方是仿造佛陀弘法的地方建造的舍衛城廢墟。一棵斷裂的樹干搭設在中央島和西邊一座小島之間，構成了天然的橋梁。每到傍晚，白鷺在上空不斷地盤旋。夜晚四處傳來各種怪鳥的叫聲。后來，據北大一個生物學家調查，當時在圓明園棲息著數千種鳥類。
我的好朋友小京和他女朋友給我送了很多彩色的蠟燭，在當時能弄到這么多彩色蠟燭很不容易，夜幕降臨，我就點起蠟燭照明。另外一個住在附近的同學弄來些塑料布，給我當窗簾。我的房間里掛著一幅馬德升畫的圓明園巨石油畫。這里的巨石和獨特的景致不僅是馬德升的題材，也是星星畫會很多人的題材。我聽說馬德升直到現在還在畫石頭系列。
我就這樣在圓明園的廢屋中住了一個月。圓明園附近的村民開始不知道我的來歷，四處流傳著在島上有一個神秘的黑衣人。后來，圓明園管理處的處長親自來詢問我，知道原委后不但沒有趕我走，還和我成了朋友，經常找我喝酒。我還把我的第一本詩集送給了他，盡管我知道他不一定看得明白。
圓明園詩會見證最后的荒園
1984年夏，市政府決定把圓明園建成公園，直到推土機開進來，我才搬走。我無意成了這片荒園最后的見證者。后來，圓明園逐漸成為了北京最著名的文化符號之一。90年代，圓明園畫家村的一些朋友把我當作最早在圓明園居住的藝術家，請我去講這段經歷。我沒有接受邀請，因為他們與我當時的情況有了很大不同。他們每天都處在生活的窘迫中，而我的家就在現在海龍大廈附近，隨時都可以回到家中。我在那里住，追尋的只是詩意。
在圓明園居住的這段時間，我與同代的一批詩人成立了圓明園詩會，定期舉辦詩歌朗誦會。我們的詩歌朗誦與以前的朗誦會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以前的詩會帶有很濃重的表演味道，詩人大多不朗誦自己的作品，要請一些受過專業訓練的或朗誦好的人代讀。而圓明園詩會的朗誦會與美國“垮掉的一代”那種朗誦會已經比較接近了。
圓明園詩會時期，我還開始與搖滾圈的一些朋友嘗試詩樂合成，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停止這方面的探索。圓明園詩會留下了美好回憶，盡管有著太多的浮躁和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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