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曉明
近日，北大哲學系推出“手機國學”，國學愛好者可以通過“國學短信”的方式學習。“國學短信”不僅包括“經史子集”中的精髓語句，還有國學大師的剖析解釋。據稱，國學短信一個月訂制費用10元，一天能收到一條短信。
讀罷這則新聞，感嘆中國國學界終于有人抓住在當今中國推廣國學的竅門了。這些年，中國青少年對國學失去興趣，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我看來，中國國學界部分學者的那種自持“清高”應該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今天，信息傳播方式已經發生歷史性的變革，國學的傳播也應該相應改革。中國國學界的學者們當然也不能再自恃“清高”地號召當代青少年穿著長衫、搖著紙扇去死讀國學原典了。
有意思的是，上述新聞的報道中還提到，“中國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如今正在興起國學熱，這當然是好事。但學國學不是湊熱鬧。如果學習，應該認認真真地去學。一些機構也不能靠‘國學’來進行商業炒作和牟利，這樣與國學的內涵是不相符的。”這位不露姓名的學者短短一席話無疑代表了國學界許多學者“清高”態度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學傳播方式的“清高”。什么叫“認認真真”地學，難道非得去讀“國學院”才能學到真國學？難道從手機上讀國學短信就有辱國學的內涵？另一方面是國學傳播與商業的關系上的“清高”。難道對國學短信收取費用就影響國學的內涵，而花費納稅人的錢去推廣國學就符合國學的內涵？
中國當下最受矚目的“儒學大師”蔣慶先生曾提出建議，要對涉及到儒家思想的文化產品比如電視、電影開征“儒教稅”。許多人嘲笑他的“癡狂”。我卻認為，蔣慶先生其實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在當前情況下國家不可能拿出大量資金用于國學推廣事業。蔣慶先生因此提出“儒教稅”，試圖以這一方法資助國學的傳播。蔣先生的問題在于，“儒教稅”并不建立在著作權的基礎上，因此其本質是強行奪取。而收費的“國學短信”卻完全是市場機制的產物。買賣雙方兩相情愿。當然，為支持國學，相關部門可以適當減免國學產業的稅收。如果經營國學短信能獲取“暴利”，那對于國學的傳播無疑是件大好事，它正說明國學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前段時間，讀到一篇文章，其中一些關于國學問題的論述，對我頗有啟發。在文言文的世界里，我們可以發現太多批判的精神和超越現代的觀念，太多的先進和豐富，太多的思想和文采。國學典籍絕對不是“滿布灰塵的老古董瓷器”。以《國語》為例，這本古籍記載了三千年前中國的政治管理哲學。這本書里有一篇文章叫“單子知陳必亡”，闡述了一位名為“單子”的“外國使節”比照周朝的法制后認為陳國行政管理混亂，進而預言了陳國的滅亡。三千年前的周朝法制，便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城市管理理念，值得借鑒。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沒有文言文這把鑰匙，我們就是對這個世界目盲，而且傲慢地守在自以為是的狹隘現代里。
在美國的這些年，我陸續讀到一些思想深邃的美國作家著作。其中許多都引述中國古典作品。美軍海灣戰爭總司令湯密·福蘭克其關于海灣戰爭的著作的首頁，引述的就是《孫子兵法》的名句，顯示出他對中國古典軍事思想的敬重。正如龍應臺所言，不懂文言文就難以領悟中國古代典籍的精髓。中國的國學界需要推廣國學，而不能因為大多國人不通文言，便將國學的精髓留作自用，使文言成為一堵將國學圍起來的高墻。
《圣經》的英譯本，最初只有古英文本，只有那些文化功底極高的知識分子才能讀得懂。后來，基督徒們為傳播福音，編輯翻譯了各種版本、文法簡易的《圣經》，供不懂古英文的當代人閱讀。西方并沒有出現過要求當代西方人都先學好古英文，再去讀《圣經》的情況。對于那些愿意深入鉆研《圣經》的研究者，當然需要能夠讀懂古英文的版本，他們甚至應該掌握希伯來文和希臘語，以便直接閱讀原文《圣經》。但這實在不是普通讀者所能夠達到的境界。試想，如果至今《圣經》仍只有古英文版，它能成為西方發行量最大的一本書嗎？顯然不能。
同樣的，白話文已經取代文言文，成為當代華人世界的通用語言。中國國學界可以推廣文言文，也無妨多辦幾個國學班，讓有志成為國學專家的人去專心研修原典中的國學。但如果不只是為了孤芳自賞國學精華，而是要向中國大眾尤其是青少年推廣國學，國學界更需要采用白話文的形式，通過現代的媒介，比如國學短信，來傳播國學。
去年中國共發送了3046億條短信。北大哲學系推出“手機國學”，正抓住了這個誰都不能忽視的新興信息傳播載體，實在是明智之舉。也許，“手機國學”并不能馬上成為時尚，但這無疑是國學界聯通大眾的好起點。“國學短信”的傳播，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希望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是：在西餐館里約會的男青年從手機“國學短信”學到一些浪漫的警句，再獻給一身摩登打扮的女友。在智慧、深邃、浪漫的國學警句的強攻下，女友連聲叫“酷”，再進一步鼓勵男青年去專修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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