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施瑯與其叔施福所率軍隊為鄭芝龍部下的主力，早年，施氏叔侄有隨鄭芝龍降清的歷史，并為清軍作戰。施瑯再次回歸鄭成功部下，攻襲南明大將郝尚久、鄭聯，反對鄭成功勤王，表明他對清朝的態度十分曖昧。鄭成功將其驅逐，是海上武裝內部擁明派鏟除親清派的一場權力斗爭。鄭成功取勝以后，這支海上武裝才成為南明的軍隊。
關鍵詞：鄭成功 施瑯 南明史 權力之爭
1651年的廈門事件中，鄭成功誅殺大將施瑯的父親與弟弟，迫使施瑯離鄭出走，進而降清。研究明鄭史的學者多嘆息鄭成功這一決策錯誤，從而化友為敵，埋下32年后施瑯率清軍攻克臺灣消滅明鄭政權的種子。我認為：鄭成功與施瑯的斗爭其實質是海上武裝中擁明派與親清派的一次沖突，施瑯隨鄭芝龍降清后，其政治態度一直傾向于清朝，而鄭成功的政治傾向是擁明，他與施瑯最終分道揚鑣不是偶然的。
一、從施福到施瑯——作為鄭氏重臣的施氏叔侄
施福的崛起。施福在鄭芝龍的部下是后起之秀，鄭芝龍率海盜隊伍降明，部下多叛明入海，僅剩下少數原部跟隨鄭芝龍。鄭芝龍在福建官府支持下重組軍隊后，對其老部下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提拔了一些沒有任何背景的人，施福既為其中的一員。施福為施瑯的堂叔，晉江衙口人。衙口距鄭芝龍安身的晉江安海鎮不遠，鄭芝龍起用施福，是在重用老鄉。據施偉青的考證，施福十八歲時投入鄭芝龍的部下，其時為鄭芝龍降明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禎二年[2]。施福應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因此很得鄭芝龍信任，施瑯為其所寫的傳記云：“叔諱福……少倜儻，有大志。年十八投筆從戎。于時海寇蜂起，巨魁角立。叔與鄭芝龍密策方略，有向化者，說降之；倔強者，破滅之。海氛以靖，叔之為謀居多。因得與鄭同奏膚功。鄭補南粵游擊，叔補中軍都司。時崇禎四年也”[3]。可見，施福是鄭芝龍的智囊。他投入鄭芝龍部后，僅僅三年時間，既升任中軍都司，鄭芝龍對其寵信，由此可見。
施瑯加入鄭芝龍所部。施瑯自稱“生長濱海，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4]，看來，他很早就進入軍伍，當兵為生。崇禎十六年，施瑯“年二十三，訪族父故總兵福于安平軍”[5]。其時施福在鄭芝龍帳下已經很有影響，施瑯得其推薦，很快在鄭軍占有一定位置。明末福建災荒頻頻，饑民起義，遍及全省各地，鄭芝龍所部在各地鎮壓民眾起義，其中，施福與施瑯都起了很大作用，“會泉郡山寇四起，當事稔公（施瑯）能，命率師剿捕。揮戈一指，賊亡魂潰散。后先廓清山寨三百余所，活民命不勝計……當事上其功，拜游擊將軍”[6]。其時，施福以尚謀得到鄭芝龍的信任，而施瑯以勇冠三軍，施氏叔侄在鄭軍中的地位相當重要。而施氏叔侄也因為給鄭芝龍效力，獲得高升，施瑯因戰功得授游擊將軍，施福的地位應在施瑯之上。弘光政權建立后，給各地官員加官晉爵，施福得授都督之銜，而施瑯得授副總兵。總之，從明末到隆武時期，施氏叔侄已經成為鄭芝龍的骨干，所部為鄭芝龍的“中軍” [7]。可見，鄭芝龍的主力部隊是由施氏叔侄率領的。
隆武帝即位后，施福與施瑯在鉛山前線作戰，頗有戰功。我在《論隆武帝的戰略問題》一文已有敘述[8]。大致說來，當時的施福與施瑯是張家玉的戰友，張家玉抗清的功績，在史冊中多有記載，而其戰功的取得，大多與施福所部有關。隆武因此給施福等人加官，施福被封為武毅伯，而施瑯為僉都督、左沖鋒，這都是明朝武將中的高級職務。
在隆武朝，鄭成功也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他被隆武帝封為御營指揮。后來，因施福的頂頭上司鄭彩消極作戰，隆武帝一怒之下免去鄭彩的職務，而以鄭成功取而代之。其時，鄭成功駐兵光澤縣的杉關，而施福與施瑯在崇安縣的分水關，二地皆為江西入閩要隘，有必要統一指揮。隆武二年六月十六日之后，隆武帝“敕國姓成功兼顧大安關，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騎突入；銃器火藥，即令二部給發”[9]。文中所說的大安關即是崇安境內的分水關，隆武帝將崇安的軍事交給鄭成功，說明當時鄭成功已成為施福與施瑯的頂頭上司，隆武帝此舉是想加強對施福與施瑯的控制。不過，鄭成功所在的杉關與分水關相距有二百里之遠，鄭成功對施福只能搖控，并不能切實領導他們。
施瑯第一次背叛鄭成功。在隆武后期，鄭成功的政治態度與鄭芝龍發生對立。鄭芝龍業已暗地里決定降清，而鄭成功仍然忠于隆武帝。鄭芝龍為了給清軍入閩掃清道路，下令從前線撤軍，鄭成功抗命不從，仍然在杉關前線堅持到最后一刻。在鄭氏父子沖突中，施氏叔侄選擇了鄭芝龍，“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亦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主事及內臣數員偵探敵信以上聞耳”[10]。按，施福與施瑯作為鄭成功直接管轄的部將，他們卻不聽鄭成功的號令，直接退至安海，依附鄭芝龍，這說明在施氏叔侄眼里，鄭芝龍比乳臭未干的鄭成功重要得多。施福與施瑯從崇安前線撤軍，不僅是對明朝的背叛，也是對鄭成功的第一次背叛。
鄭成功下海與施瑯的動向。隆武二年八月，清軍從仙霞關及分水關分路入閩，鄭成功后路被抄，從杉關前線潰退，他沖破道路上清軍的封鎖，東下福州。不久，鄭成功再退安海。在這里，他與鄭芝龍發生爭論。鄭芝龍不顧鄭成功的反對，決定降清。在這場爭論中，施氏叔侄再次站到了鄭芝龍的一邊，由于他們的立場，盡管鄭成功反對鄭芝龍降清，卻無濟于事。鄭成功只好帶少數人下海起兵。有一些書以為施瑯是隨鄭成功下海的早期骨干之一，這是錯的。總之，受鄭芝龍的影響，施氏叔侄的政治態度是親清朝的，在鄭氏軍隊中，他們長期是鄭成功的對立面。
二、為清廷而戰的施福與施瑯
施福與施瑯降清。明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鄭芝龍在清軍統帥博洛的利誘之下，赴福州降清，隨后被清軍扣留，送至北京軟禁。而泉州的清軍突襲安海，大掠而去。其后，鄭芝龍的軍隊分作二部，一部分在鄭鴻逵、鄭成功及鄭彩、鄭聯等人的率領下，轉至沿海島嶼抗清；但另一部分主力卻在鄭芝龍命令之下降清，他們便是施福、施瑯所部。被改編為清軍后，施福與施瑯隨李成棟所部清軍南下攻打廣東。后任兩廣提督李成棟在其奏疏中提到福建來兵：“及入閩所帶未食糧者，除職啟過貝勒湊足五千之數隨職征剿”。他又說：“雖各府鎮守官兵蒙貝勒原發職帶來者，每府七八百名不等，俱系閩地土著之眾，脆弱不堪，無資戰守” [11]。看來李成棟所講的即為施福所部閩軍，他們約有5000之數，但李成棟對他們評價不高，清朝也沒有正式給他們頒發糧餉。顧誠先生指出：李成棟即要利用施福、施瑯他們為其沖鋒陷陣，“又在給清廷的奏疏里把他們貶得一錢不值”[12]。其目的大約是李成棟要將閩軍的功勞納為己有而已。
事實上，施福與施瑯率部南下廣東后，為清朝屢立戰功，《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四年冬十月初三日（庚午），“初，投誠武毅伯施福同澄濟伯鄭芝豹率十鎮官軍，持投誠平國公鄭芝龍牌札，招撫白沙。至甲子等處，驅散巨寇蘇成，降偽總兵林榆等。別遣總兵施瑯、梁立同提督李成棟、監軍戚元弼等援剿順德縣海寇，多所斬獲”[13]。可見，施福所部對清軍順利南下廣東是有一定功績的。
明永歷二年（清順治四年、1647年），廣東發生了以張家玉、陳邦彥、陳子壯三人為首的反清大起義。施福與施瑯所部，不得不與昔日的戰友——張家玉所部作戰。張家玉為廣東人，曾在隆武帝帳下任大臣，作為監軍，他曾與施福等人聯手，向江西的清軍攻擊，取得滸灣鎮大捷。后來，隆武帝與鄭芝龍、鄭彩等人發生矛盾，張家玉憤慨鄭彩消極作戰，受隆武帝之命，到廣東重組軍隊。清軍入粵后，迅速消滅繼隆武政權之后的紹武政權，并將永歷帝迫入廣西境內。就在清軍將要窮追永歷帝之時，張家玉與陳邦彥、陳子壯等人聯絡，不顧一切地在廣東舉兵反清，他們攻陷東莞、龍門、乳源、歸善、博羅、長寧、河源等縣，及連平一州[14]。張家玉等人的行動使李成棟清軍不得不放棄入桂計劃，而將主要力量用于對張家玉作戰。這對于延長永歷王朝的壽命是有重要意義的。
順治四年二月，李成棟率施福等人回兵順德縣，首先擊敗陳邦彥，陳邦彥被迫退入高明縣；其后，李成棟發兵直撲攻占東莞的張家玉，雙方大戰。《清世祖實錄》記載：“會諜報賊首張家玉陷東莞，遂遣黃廷、成陞等以舟師二千擊敗之，家玉走匿新安縣之西鄉。是時三水新寧等縣并來告急，復遣投誠都督戴忠等率水師抵九江追擊，斬獲甚多” [15]。《清世宗實錄》對此事的記載比較平淡，實際上，雙方作戰十分激烈，施福的副將成陞即在戰役中被張家玉部擊殺[16]，張家玉部最終不勝而退。以上多次戰役，其中雖未提施瑯，實際上，施瑯參加了以上諸場戰役。《清史稿·施瑯傳》記載：施瑯“從征廣東，戡定順德、東莞、三水、新寧諸縣”[17]。《清史稿·施瑯傳》所提到施瑯平定諸縣，恰與這一時期施福軍隊作戰區域一致。
該年十月，張家玉部猛攻增城縣，李成棟部趕來救援，雙方大戰，李成棟發動四面圍攻，其中“總兵施郎、黃廷、副將洪習山從南面接應”，張家玉在戰斗中中箭后投水而死，義軍大敗；十月二十五日，李成棟“親督水陸官兵暨武毅伯施福、監軍兵巡道戚元弼各帶部兵由九江陸路直趨高明縣”[18]，在這里，李成棟擊敗了廣東義軍中的又一支武裝——陳子壯部。
由此可見，在廣東抗清活動風起去涌的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施福與施瑯作為清軍參加了鎮壓廣東義軍的戰斗，不惜與自己昔日的袍澤作戰。此時的施福甚至沒有名份，還是以明朝所封的武毅伯指揮作戰，施福所率閩軍也未列入清軍正式行列，沒有正式軍餉。按，施福所部在脫離鄭芝龍直接控制之后，仍然為清廷作戰，反映了施福與施瑯等人降清后忠于清朝的立場。從施福一直是鄭芝龍的謀士來看，鄭芝龍降清，他應是其中的策劃者之一，所以，即使鄭芝龍被擄至北京，其他將領紛紛下海抗清，但施福與施瑯依然故我為清軍作戰。為什么施氏叔侄如此堅定地為清朝而戰？這是由于：施氏叔侄在政治上傾向于清朝，在他們看來，南明軍隊是沒有出路的。施瑯在晚年對李光地評說當時的鄭芝龍部閩軍，“所帶海兵，習水戰而不習陸地，父母妻子悉在海上，烏合之眾，動輒離心。本朝兵初下，兵勢銳，先聲已厲，如何能敵”[19]？可見，施氏叔侄在當時已經看出清朝取得最后勝利的必然結果，所以，死心塌地為清廷服務。
三、再次投入鄭成功部下的施瑯
然而，南方形勢的變化迫使施瑯再一次投入鄭成功部下。時為明永歷二年（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正月，降清的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清歸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棟在廣州反清，南明的局勢一時大有好轉。施福與施瑯也被卷入反清浪潮中，隨李成棟反清復明。于是，施福被永歷改封為延平伯，“敕仍回閩恢剿”[20]。
李成棟起兵反清，正當用人之時，為何允許施福所部離開自己遠赴福建？顧誠先生分析：“反正之后，李成棟意氣發舒，把廣東看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奏請永歷帝核準把施福等福建兵將遣送回籍”[21]。更深的原因是：施福所部與李成棟一直不協調，李成棟反清，未必有與施福這些人商量，而是利用形勢，迫使施福等人跟他走。但在正式反清之后，李成棟將施福所部視為異己，與其日夜提防，不如將其打發到福建。而在這時期，鄭成功又一直設法將施福軍重新納入麾下。
鄭成功于隆武二年下海之后，以明朝招討大將軍為號召，鄭芝龍舊部多來歸附。但是，這一時期鄭氏諸將帶來的軍隊，多非正規軍，作戰能力很差，鄭成功起兵的頭二年，幾乎是屢戰屢敗，因此，他非常盼望施福所率的閩軍回歸帳下。施瑯隨清軍南下時，囑咐原為明朝軍官的弟弟施顯留在家中，在反清浪潮遍及江南的永歷二年，施顯率家人投入鄭成功的根據地——廈門。從情理分析，施顯進入廈門，應與鄭成功招攬有關。施瑯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說：“鄭氏素知弟英勇冠諸軍，偵其至，深相結納。當是時，永歷猶建號粵東西，即剡奏，授職總兵”[22]。收攬施顯，是鄭成功招攬施福與施瑯的第一步。
二施回歸鄭成功部下。施福所部閩軍應有水陸兩支，永歷二年施氏叔侄與李成棟分手后，施福與施瑯分率水陸兩軍歸閩。施瑯率陸軍轉戰千里，歷經險難，途中受到南明軍隊郝尚久的襲擊，幸有鄭成功在廣東潮州的黃崗鎮接應，施瑯所部才最終脫離了危險。從當時形勢看，施瑯所部已經陷于南明軍隊的包圍中，北有鄭成功，南有郝尚久，西面是李成棟，所率部下多為閩南人，回鄉心切，在這一背景下，除了投入鄭成功帳下，其實施瑯已經沒有其他的出路。其后，施福所部水師也回歸鄭成功部下。不過，施瑯所部投入鄭成功部下是在永歷三年二月[23]，而施福要遲到于永歷三年十一月才在潮州晉見鄭成功，比施瑯歸入鄭成功部下，遲了11個月。施福率領閩軍水師沿海北上，他的道路應當更好走，卻比施瑯遲了近一年才與鄭成功會合。看來他是在海上流浪多時，一直無法確定去向，最后因為施瑯、施顯的因素，最終決定回歸鄭軍。但是，他的政治態度顯然有所保留。《先王實錄》記載：“時武毅伯施天福同黃海如來見，藩令天福典兵柄，辭以老，從之”[24]。施福不愿為鄭成功部下，看來與他的經歷有關。施福原來就是鄭芝龍降清的支持者，降清后，又為清朝作戰多時，這一經歷，已經足以改變他的政治態度。他不愿投入鄭成功的部下，實際上是與清朝藕斷絲連，保持了繼續做清朝官員的可能性。施福后來回到安海養老，與鄭芝龍、鄭鴻逵保持關系。其時，鄭芝龍在北京，已是清朝的官員，而鄭鴻逵因為鄭芝龍的因素，對清朝多有讓步，這也是眾所周知的。當然，這一切并非一心擁明的鄭成功所愿見到的。
四、施家軍反正后對鄭氏軍隊的影響
施瑯與施顯兄弟重歸鄭成功部下，其影響是多方面的。第一，加強了鄭成功軍隊的戰斗力量；第二，使鄭成功部隊的政治態度發生微妙的轉化；第三，施瑯與鄭成功發生了權力之爭。
第一，施瑯所部加強了鄭成功軍隊的戰斗力。施瑯所部原來就是鄭芝龍的主力部隊，作戰能力較強。鄭成功得到施瑯這一支軍隊后，開始走出屢戰屢敗的陰影，永歷三年九月，鄭軍在云霄大敗清軍守備張國柱。隨后，鄭成功率兵入潮州，擊敗潮州南洋寨的許龍、達濠寨的張禮，并攻克了和平寨、獅頭寨、員山寨、和尚寮、棉湖寨等地。永歷四年六月，鄭成功圍攻潮州的郝尚久，雙方互有勝負。在以上戰斗中，施瑯與施顯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云霄之戰時，施顯殺死張國柱，是取勝的關鍵因素；在攻打潮州的戰斗中，“左先鋒（施瑯）親隨何義、陳法、林椿等十數人冒炮沖進，登樓攀連而下，虜支吾不及，殺傷跳水死者不計其數”。可以說，在這一二年時間內，鄭成功軍隊的勝利，與施家兄弟努力是分不開的。施瑯還用其影響力將詔安縣有名的萬禮所部招于麾下，萬禮以后成為鄭成功的主要將領之一。除了施家兄弟外，回歸的閩軍中，其他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黃廷在鄭成功帳下任右先鋒，在伏擊郝尚久的戰斗中，黃廷是伏擊部隊的主力之一。此外，鄭成功曾經“委右沖鎮洪習山鎮守達濠地方，以副將軍甘輝任右沖鎮”[25]。洪習山也是施瑯所部閩軍的重要戰將。甘輝則是施瑯之后鄭成功軍隊中最有名的大將，他從此役開始揚名于鄭成功部隊。總之，施瑯所部加入鄭成功部隊之后，很快成為該部隊的骨干。而鄭成功的部隊也因施瑯所部的加入，作戰能力大大加強，從屢戰屢敗變為有勝有敗、勝多于敗。鄭成功部下敢戰的名將士卒，大都來自施瑯所部，鄭成功從此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
第二，施瑯這支“清軍”加入鄭成功部下，也使鄭成功軍隊的政治傾向發生奇怪的變化。過去，鄭成功作戰的對象是清軍，但在此后，鄭成功作戰的對象逐漸變為政治上的盟友——廣東明軍。
先是，永歷二年四月，廣東李成棟起兵反清，他派出部下郝尚久潛襲潮州，將南明的勢力擴及潮州。郝尚久曾經邀擊脫離李成棟部的施瑯，使之幾遭滅頂之災。其后，施瑯歸于鄭成功部下，而鄭成功所部入潮就糧，與郝尚久發生沖突。雙方作戰多時，損失很大。按照顧誠先生的說法，鄭成功在李成棟反清之后，仍南下潮州與李成棟部下郝尚久作戰，是一種不顧大局的南明內戰，妨礙了南明的抗清斗爭。然而，從其背景看，似有施瑯的因素在起作用。
施瑯在鄭成功部下，最大的動作是為鄭成功籌劃襲擊廈門鄭聯。據新發現的碑記證明：鄭聯與鄭彩皆為廈門人，他們與鄭芝龍同姓不同族。鄭彩與鄭聯在隆武帝死后擁立魯王朱以海，以廈門為根據地，在閩浙沿海與清軍作戰，一度聲勢高于鄭成功。但是，他們很快與魯王發生矛盾，棄之不顧，回到廈門，擁軍自立。在名義上，他們還是鄭成功的抗清同盟軍之一。鄭成功將其作為襲擊對象，實為南明內部的內戰，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關于鄭成功襲擊鄭聯，施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阮旻錫的《海上見聞錄》寫到：“鄭彩、鄭聯在廈門，與芝鵬有隙，賜姓用施瑯之策，以米千石餉鄭聯，欲襲取之。聯不疑”[26]。《臺灣外紀》也有類似的記載，施瑯向鄭成功說：“八月，芝鵬至潮陽，說成功取廈門為家。成功曰：‘彼船只倍多，部將老練，取之不得，反結為仇。’芝莞曰：‘建國遠行，惟鄭聯在廈，邇來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取之正當其時’。施郎曰：‘征之未見為是，當設計圖之’。成功曰：‘試陳可圖之計’。郎曰：‘聯乃酒色狂徒，無謀之輩，藩主可領四只巨艦，揚帆回師，寄泊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其余者，陸續假為商船，或寄泊島美、浯嶼、或寄大擔、白石頭，或從鼓浪嶼，或轉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廈門港水仙宮前。藩主登岸拜謁，悉從謙恭，然后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功曰：‘此計甚當。但吾欲善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不殺之，恐其部卒戀主，不如殺之為是。建成、元吉，豈非親兄弟乎’？成功點首，令甘輝、施郎、洪政、杜輝四將統之。配船四只，其余依計而行”[27]。
鄭成功在廈門襲殺鄭聯之后，吞并了他的部隊，并于后來召回鄭彩，這樣，原屬于鄭芝龍旗號下的海上力量，基本重歸鄭成功管轄，因此，廈門事件的發生，對于鄭成功的崛起是有重要意義的。在這一過程中施瑯所獻計策，應是鄭成功輕易取勝的重要原因。
但從明清政治對立的態勢來看，施瑯為鄭成功攻打潮州及襲取廈門，都沒有違背清朝在東南的利益，事實上，也是清朝樂于看到的。而從大局來說，這些軍事行動都不利于南明，南明史專家顧誠先生為此批評鄭成功不顧抗清“大局”[28]。確實，從當時鄭成功軍隊的政治動向來看，有點“不清不明”的含糊。不過，鄭成功部隊之所以出現這種混沌的政治態度，與施瑯這支“清軍”加入有關系。而鄭成功并非真要為清朝效力，一旦鞏固了后方，他便要南下勤王了。
永歷四年（順治七年、1650年）閏十一月，鄭成功“傳令各鎮官兵在船聽令，南下勤王”[29]。次年正月，鄭成功南下勤王之兵抵達閩粵交界處的南澳島，“左先鋒施郎入告曰：‘勤王臣子職分，但郎昨夜得一夢，甚然不利，乞復細思’。藩知來意，心含許之。遂令將左先鋒印并兵將令副將蘇茂管轄，其后營萬禮吊入戎旗親隨協將”[30]。鄭成功拒絕施瑯的建議而堅持南下勤王，今人多從軍事上評論這一事件，認為施瑯的建議是對的。其實，若從政治的角度分析這一事件，就會對施瑯的建議另有看法。長期作為清軍將領的施瑯，不論是出于什么因素考慮，他對南明的政治前途已經絲毫不感興趣，他之所以諫阻鄭成功南下，是不愿與清軍作戰。鄭成功讀懂了施瑯的意思，所以爽快地將其免職，而令其回廈門駐守。
從施氏家族的政治態度看，施福不愿參加鄭軍作戰；而施瑯樂于南明內戰，不愿勤王，二人的態度都有親清朝的傾向，這不能不使鄭成功感到疑慮。
第三，施瑯兄弟在鄭軍中欺凌眾將，動搖了鄭成功的權威。鄭成功在明末以招討大將軍的稱號號令部眾，在他的部下，有來自各方面的勢力，而鄭成功一概授以“總兵”的稱號，簡稱為“鎮”。大的鎮有數千人，小的鎮只有數百人，其中以施瑯、施顯兄弟二鎮的兵力最強。施瑯是一個天生不安分的人物，他做過黃道周的部下，但與黃道周所部因爭奪一名偽官俘虜，大打出手，被黃道周告到隆武帝處，這在現存的黃道周奏疏中尚能看到。投入清朝后，他與李成棟關系不順，不過，其中原因并不在他。施瑯晚年與姚啟圣合作收復臺灣，也與姚啟圣發生沖突，所以，一般人都認為施瑯是一個不好合作的人。施氏兄弟投入鄭成功部下之初，鄭成功對其十分優渥，“凡軍事必咨商”[31]。由于鄭成功的信任，施氏兄弟在鄭軍權勢很大。他利用這一點作威作福，也是眾所周知的。楊英評道：“時施郎兄弟俱握兵權，每有跋扈之狀，動多倚兵凌人，各鎮俱受下風。惟后勁陳斌每與之抗，曰：彼恃兵力，吾兵足與敵；若彼手段，雖兄弟，吾用只手蹂躪之”[32]。但是，最終陳斌還是無法在鄭軍中立足，永歷四年閏十一月，“陳斌與施瑯相抗不睦，率兵而逃，具稟陳所逃緣由。后斌據潮陽歸清”[33]。陳斌所為，對鄭成功震動甚大。后來又發生了黃廷事件。“一日，家丁與右先鋒黃廷兵爭競小故，郎徑率數猛直至黃廷行營辱罵，并碎其家器。廷忍避之，密啟藩”[34]。從這些事件來看，施氏兄弟欺凌眾將是有其內在原因的。施瑯的企圖是建立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若他這一目的達到，施氏兄弟便會成為鄭軍中的霸主，諸將要看其臉色行事，這就不能不動搖鄭成功在軍內的權威。永歷五年在廈門發生的鄭成功與施瑯沖突的事件，已經為大家所熟悉。其起因是南明戰將曾德在廈門得罪了施瑯，躲入鄭成功家中。而施瑯不顧一切，帶兵沖入鄭成功家中，將曾德捉去殺害。鄭成功因此大怒，下令拘捕施瑯、施顯及其父施大宣。其后，施瑯逃走，而施顯與施大宣被鄭成功處死。施瑯逃到安海之后，對自己的去向尚在猶豫中，但鄭成功所派刺客又來到安海，施瑯無法安身，只好投奔清朝。
對于施鄭矛盾的激化，人們多責備鄭成功誅殺施瑯之父與弟施顯，是自毀長城。但從政治上來說，這實質是鄭成功軍隊內部親清派與擁明派的一次政治斗爭。施瑯自從成為清軍將領之后，對清朝的態度大為變化，他已經有心完全擁護清朝。因此，他對所謂的“勤王”不感興趣；而鄭成功則是大義在身，一心擁明。施瑯抗拒南下之事表明：鄭成功要將這支有不少“清兵”的軍隊改造成一支實實在在的明軍，還要花很大的力量。因此，他非得除去對清朝曖昧不清的施家兄弟不可。從權力的爭奪來說，自從施福脫離鄭芝龍直接統轄而獨立作戰以后，施氏家族在軍中已經有很大的影響。鄭成功雖然將其重新納入自己的統帥之下，但是，由施瑯一手帶出來的軍官們，對施瑯很有感情。在鄭成功明令逮捕施瑯之后，施瑯的舊部蘇茂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將施瑯放走；而施顯手下的軍官在施顯被監禁后，也曾經“賂監者脫鎖鑰，將掖之去”[35]。施瑯偷渡大陸后，又由安海施福派出的船只將其接走。可見，施氏家族在鄭成功部隊中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且他們又有親清朝的傾向，若讓施氏家族的勢力發展下去，對鄭成功是一大威脅。鄭成功借口施瑯殺曾德的事件，一舉將施氏家族連根拔去，實質是一場政治斗爭。
結語。鄭成功與施瑯都是那一時代的英雄人物，但他們的政治態度不同。鄭成功是為明朝而戰，施瑯則已經成為清朝的將領，一直有親清的政治傾向。他們由于歷史的關系與地緣關系而走到了一起，但其政治態度的分歧，決定了他們注定要分道揚鑣。鄭成功與施瑯各為其主，都是英雄人物。肯定一人而否定另一人，都是不對的。在一定的前提下，兩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名彪青史的人物。鄭與施的斗爭，決不是鄭成功容不得施瑯的問題，其實質是一場權力之爭，若是施瑯長期留在鄭成功的軍隊中，這一支隊伍會日益向清朝靠攏；而鄭成功將其排除出去，則將其改造成為一支完全聽其號令的明朝隊伍。兩雄不并立，鄭成功與施瑯的沖突遲早要發生，只是鄭成功早已看清這一點，而施瑯尚未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鄭成功除去隊伍中的親清派核心人物之后，隊伍士氣大振，鄭成功因而大舉進攻閩南清軍，從而奠定了其事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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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曉望，生于1954年9月，現為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2]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岳麓書社1998年，第28頁。
[3]施瑯：《武毅伯特進光祿大夫加太子太傅忠勇將軍僴父公行略》，晉江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潯海施氏族譜》往本，卷10。轉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28頁。
[4]施瑯：《靖海紀事》，《決計進剿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14頁。
[5]施士偉：《襄壯施公傳》，見《靖海匯紀》，轉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27頁。
[6]施德馨：《襄壯公傳》，錄自《靖海紀事》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23頁。
[7]*施德馨：《襄壯公傳》，錄自《靖海紀事》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23頁。
[8]徐曉望：《論隆武帝的戰略問題》，《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2期。
[9]佚名：《思文大紀》卷7，臺灣文獻叢刊本，第130頁。
[10]錢澄之：《所知錄。隆武紀事》卷上，荊駝逸史本，第9頁。
[11] 兩廣提督李成棟揭帖，順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臺北，維新書局1972年，第601頁。
[12]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34頁。
[13]《清實錄》第三冊，《清世祖實錄》卷3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79頁。
[14]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順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臺北，維新書局1972年，第639頁。
[15]《清實錄》第三冊，《清世祖實錄》卷3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79頁。
[16]顧誠：《南明史》，第412頁。
[17]《清史稿》卷260，施瑯傳，第9864頁。
[18]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順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639頁。
[19]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8，歷代，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70頁。
[20]魯可藻：《嶺南紀年》卷2。轉引自：顧誠《南明史》，第434頁。
[21]顧誠《南明史》，第434頁。
[22] 施瑯：《都閫安侯施公（顯）行述》，晉江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潯海施氏族譜》荒本，卷24。轉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73頁。
[23]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69頁。
[24]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頁。
[25]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13-17頁。
[26]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頁。
[27] 江日昇：《臺灣外志》卷6，上海古籍社1986年，第111頁。
[28] 顧誠：《南明史》第440頁。
[29]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頁。
[30]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25頁。
[31]施德馨：《襄壯公傳》，錄自《靖海紀事》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第24頁。
[32]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23頁。
[33]阮文錫：《海上見聞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頁。
[34]楊英：《先王實錄校注》，第32頁。
[35]施瑯：《都閫安侯施公（顯）行述》。轉引自施偉青：《施瑯年譜考略》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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