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殿堂---中國人的素質中國人的素質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詩經》，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其中記載了一句據認為是農夫的祈禱：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不管在周朝的興盛時期，在以后的列朝列代是否真
是如此，現在肯定極少有這樣的祈禱了，無論農夫還是其他個人都不會再祈禱讓而
先下到“公田”里了。我們時常想到，中國政府在本質上是一個家長制的政府，要
求臣民順從聽命。一個種植園的黑奴聽到一個“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說法，
結果卻用他自己的話說成了“人人為自己，上帝為自己”！一言以蔽之，這位黑奴
對這句古老格言的新解正道出了普通中國人在政權問題上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
顧及自己。”如果他想到政府，他看來也會認為，“政府健全強大，可以照顧自己，
用不到我去幫助”。而政府一方，盡管是家長，主要忙于照顧家長自己，而不是照
顧家庭成員。一般說來，政府在危難降臨之前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危難一旦降臨，
就被迫做更多的事。人們很清楚，政府致力于減輕河水連年泛濫帶來的災難，其原
動力是為了避免賦稅的損失。人們為避免這種災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我
保護的本能，因為自己干就能確保做好這項工作，同時也避免了難以數計的苛捐雜
稅。如果讓政府出面為當地人做這些事，苛捐雜稅會不可避免地伴之而來。
①譯注：語出《詩經·小雅·大田》三章，意思是先把雨下在公田里，然后
再下到私田里。
中國的道路是一個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證明政府如何忽視公共事務，也足以證
明民眾如何缺乏公共精神。隨處可見大量的證據，足資證明曾經有許多官道聯接這
個帝國許多重要城市，大道鋪有石頭，路兩旁還有大樹。路的荒廢狀況不僅可見于
北京附近的省份，而且可見于湖南和四川這樣遙遠的省份。修筑這些道路要花很多
錢，但維修卻要相對容易多了，但人們統統忽視維修，因此，廢棄的道路已經不復
為必要的交通要道，相反卻成了出門旅行的障礙。假如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動
亂歲月里損壞的，但是，即便扣除那些政治動蕩的日子也還有二百五十年時間，足
以修復帝國的交通干線了。沒有去修，或者說沒有試圖去修，其結果我們是再熟悉
不過了。
民眾的態度則與政府的十分對應，所有的人都認為，只要自己的個人財產不受
損失，就不必去關心或者沒有責任去關心公共財產。事實上，道路等屬于公眾，這
樣的概念，中國人心里根本就沒有。“江山”（即這個帝國）屬于當今皇上，他能
擁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與道路有關的事都讓皇上去操心好了。但
是，道路與田地不同。從其他意義上講，道路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屬于皇上，因為大
部分道路只不過是田間的小路，專供想使用這些道路的人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樣需
要擁有者同意，其原因在于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屬于田地，需要像田地一
樣交稅。土地的擁有者顯然并不比別人從使用道路上得益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
夫受著明顯的利益驅使，就會盡可能地縮小道路，而去擴大溝渠和田埂，故意使別
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間小路這個實在不能沒有和再縮小的溝通途徑上。如果夏天的
暴雨把田里的一些泥土沖刷到道路上，農夫就會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鏟回來。
與此同時，加上自然的排水和頻繁的塵暴，道路最終變成了水溝。中國人根本沒有
我們西方人所說的那種“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權”的一丁點概念。
在天津與北京之間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時會注意到河上的小旗，問一下才
知道插旗的地方埋著水雷，旗子是讓過往船只繞行！一支中國部隊在炮擊訓練時，
直接在帝國的交通干線上架起大炮，極大地阻礙了交通，驚嚇了牲口，結果引發了
嚴重的交通事故。
有人想裝卸貨物，便把馬車停在馬路當間，任何想要使用這條道路的人，只有
等他干完才能再往前走。如果一個農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樹，就會讓這棵樹橫躺在路
上，趕路的人只能等著他砍完搬走。
擁擠的城市道路卻營造了自由寬松的生活方式。北京寬闊街道兩旁，擺滿了原
本不應該擺設在那里的貨攤，如果皇上恰好經過那里，那就搬開。皇上剛剛過去，
貨攤又搬回到老地方了。中國大多數城市當之為街的狹窄通道，無不為各式各樣的
手工作坊所阻塞。殺豬的、剃頭的、流動的食攤、木匠、箍桶匠，還有其他各種手
藝人，都各自在路邊安營扎寨、隨著大都市的生活節拍一起跳動，各盡所能、相互
交織。甚至婦女也都會抱出被褥，當街擺開晾曬，因為她們的小院子哪有路邊寬闊。
中國人不能拿到街上來干的事情，實在微乎其微。
沿街擺設的小攤不僅僅妨礙交通而已。木匠會在攤前擺出一大堆木頭，洗染工
會掛起長長的布匹，做面條的又會當空晾起面條，因為小攤前面的空地不屬于子虛
烏有的公眾，而屬于攤主。處于目前發展階段的中國人，卻無法接受這樣的觀念：
既然認為自己擁有所有權，就應該負起維修的責任。即使派一個人去修路（這樣的
事情永遠都不會發生），他也不會有時間和材料。更不可能讓很多人一起干，因為
每一個人都會憂心忡忡，唯恐自己比別人干活多拿錢少。當地的地方官可以很容易
地讓沿路各村各自負責一段合理的距離，以保證道路幾乎一年四季都暢通無阻。但
是，這個主意有沒有進入任何一個中國官員的頭腦，恐怕還成問題。
中國人不僅對屬于“公眾”的東西不感興趣，而且若防范不嚴，便可唾手可得，
很容易成為偷竊的目標。鋪路的石頭搬回家去了，城墻上的磚也一塊一塊地不見了。
中國某港口里外國人墓地的圍墻，人們發現墓地沒有專人看管，圍墻的磚塊也就一
塊都不剩了。幾年前，北京皇宮里發生了一樣偷竊大案，十分轟動：紫禁城一些建
筑頂上的銅飾被盜。中國人普遍認為，大清國十八個省中①，唯有皇上最容易哄
騙。
①譯注：清朝在其鼎盛時期，如嘉慶二十五年（182年），有直隸、江蘇、安
徽、山西、山東、河南、陜西、甘肅、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
東、廣西、云南、貴州十八個省，盛京、吉林、黑龍江、伊犁、烏里雅蘇臺五個將
軍轄區，西藏、西寧兩個辦事大臣轄區，共二十五個一級行政區劃，以及內蒙古等
盟旗。
我們時常會想起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有沒有愛國主義。這個問題三言兩語說
不清楚。毫無疑問，強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尤其學者是這樣。他們的強烈感情中
更多的是對外國人的仇視，而他們炮制出的東西都是可以尋根究源的。近年來，湖
南省淹沒在通篇惡意誹謗的排外檄文的洪流之中。這些文章意在引發一場混亂，借
以把外國鬼子趕出中華帝國。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印刷這些文章的動機值得稱贊，
如同我們看待抵抗無政府主義。這些控訴，一部分是出于誤解，另一部分出于針對
西方民族的強烈的民族仇恨。可能會有許多中國人認為，這些攻擊完全是出于愛國。
究竟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是受報效祖國的愿望驅使，還是為報酬所誘，這個命題需要
的是更多的證據，而不需要讓那些了解中國的人，拿不出證據就相信他們是愛國的。
不應該說，一個對類似目前韃靼王朝前途命運感興趣的中國人，就是愛國的。但是，
有極好的理由認為，無論何朝何代，國民大眾的感情與現在相同——極度的冷淡。
孔子曾經在《論語》中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表達了人們對公共事務的態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①在我們看來，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果，
而在極大程度上是中國人普遍對不屬于自己負責的事情不感興趣的原因。
①譯注；語出《論語·泰伯篇》，又見于《論語·憲問篇》，意思是不居于
那個職位，便不去考慮它的政務。
古伯察①先生的親身經歷即是這種風氣的一個極好例子：“1851年，道光皇
帝大喪那段時間，我們離京出行。一天，我們在一家小酒館喝茶，邊上有幾位中國
人，我們想隨便討論一下政治。我們談到了皇上剛剛去世，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會
讓人人感興趣的。我們表示擔心將由誰來繼位，那時繼位人選尚未公布。我們說：
‘誰知道皇上的三個兒子中由誰來繼位？如果是長子，他會沿用目前的政府體制嗎？
如果是幼子，他還太小，據說有兩派對立的勢力，他會依靠哪派呢？’我們簡單地
作了各種猜測，以便引出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們根本沒有在聽我們的談話。我們
又一再循循誘導，想聽聽他們對繼位或者其他在我們看來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
對我們活躍的開頭，他們只是用搖頭作答，吞云吐霧，大飲其茶。這種冷漠開始讓
我們實在惱火了。一個有點身分的中國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像個家長似地把雙手
放在我們肩上，不無諷刺地笑著說：‘聽著，朋友！干嗎要去傷精費神想那些無聊
的推測呢？這事歸大臣管，他們拿著俸祿。讓他們去拿俸祿吧。別讓咱們白操那份
心。咱們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就是這個理兒。’其他人都這樣叫道。然
后，他們又指著我們說：‘你們的茶涼了，煙斗也空了。”’
①譯注：古怕察（Evariste－Regis Hue，1813一1860），法國遣使會教士。
1839年來華傳教，1843年同秦神甫到蒙古和西藏游歷，1848年轉赴浙江傳教，1852
年回法國，1860年死于巴黎。著有《韃靼、西藏、中國游記》（兩卷，1853）、
《穿過中華帝國的旅行》（1855）、《基督教在中國、韃靼和西藏》（三卷，1857）
等書。
我們還記得，1860年進攻北京時，英國軍隊裝備有從山東人手里買來的騾子；
天津和通州出于各自利益考慮，答應只要英國人和法國人不侵擾這兩個城市，他們
愿意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外國聯軍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國香
港雇來的苦力來完成的；這些苦力在被中國軍隊俘虜后送還給英軍時，被剪去了辮
子——不難看出，愛國主義和公共精神，如果中國有的話，其意義也與盎格魯一撒
克遜人不同。
當人們站起來反抗統治者的壓迫和苛捐雜稅時，總會有一些有能力的人領頭。
在他們的領導下，人多勢眾，政府被迫妥協。但是，不管如何處置這些“愚民”，
領頭人總是不可避免地成為典型，為了實現正義，他們得掉腦袋。在這種情況下，
甘冒風險，勇于獻身；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
每逢中國歷史上的動亂歲月，尤其是快要改朝換代之時，忠誠果敢之士總是挺
身而出、義無反顧。這樣的人應該受到最高的褒揚。他們不僅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
而且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中國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領袖帶領下，完全可能激發
出最英勇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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