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這個夏季帶來四種表情的四位花季少女
朱衛華
四位不同際遇和不同命運中國少女引爆了今夏的輿情。少女是純潔、天真、美麗、柔媚的象征。但蔣多多卻給我們展示了她果決與叛逆的一面；王靜則向我們表現了她困惑和倔強的一面；吳雯雯留在這個夏季的剪影，沉重而哀婉；高鶯鶯在天堂的嘶喊，絕望卻執著……
一、“零分”抗考的少女蔣多多，給這個夏季帶來了“驚詫”的表情
[事件簡介] 蔣多多，19歲，河南省南陽市第八中學高三畢業生，家住該市臥龍區王村鄉。她在今年參加高考時故意違規，用雙色筆填寫試卷，在試卷所有空隙里寫滿自己的想法，在明顯位置上留下筆名“碎心飛魔”。她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張卷子均判為零分，進而引起教育部門的重視。她在試卷空白處寫道：現在都有人因為高考自殺和殺人。我向教育部門建議，不要讓學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問題……
[事件評論] 有人說由蔣多多想到了“文革”時期的“白卷英雄”張鐵生，這不過是一種極其表象化的類似聯想，兩者惟一的可比性似乎就是在“白卷”這一客體概念上有相似之處。但“蔣多多”和“張鐵生”這兩個主體概念還是有著質的區別的。張鐵生以及“反潮流革命小將黃帥”，是那個時代以教育為胎盤孕育出來的政治產物，而蔣多多則僅僅是對現行高考制度的叛逆而已。
蔣多多不是英雄，但也別把她看成是“心理不健全”的孩子，她的一些表述可能不夠深刻甚至不夠準確。她為個人前途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用這樣一種帶有悲壯色彩的手法表達了對高考制度的態度，在高考制度機體上留下了一個稚嫩卻沉重的問號。我支持蔣多多對高考制度弊端的一些思考，但不贊成她采用那種“自絕”后路的方式去表達。不過，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作為一名普通的高中生，除了這種“自絕”后路的“極端”方式，學校和社會為他們提供過更好的途徑嗎？沒有。
高考的主體本來是學生，但他們從來就沒有權利參加高考制度的設計，所有的細節都是“別人”為他們安排好了的。而這卻是一種有缺陷的制度，至少跟素質教育存在著嚴重的脫軌現象。因此，在新一輪高考制度改革中，應該給高中學生和老師提供一個充分表達意見和建議的機會。
二、鐵心斗父的少女王靜，給這個夏季帶來了“困惑”的表情
[事件簡介] 王靜，19歲，山東濟南大學一年級學生，三年來一直舉報父親王志華——山東省國土資源廳一位紀檢干部“包二奶”，為此她曾兩赴中紀委告狀，并引起中紀委的重視。此后她創辦了名為“父親不如西門慶”的“反包二奶”網站，繼續與父親對峙。其父王志華的猜測是，王靜的母親是這一事件的“幕后操盤手”，但記者通過調查發現，除了他母親支持，竟有更多的社會力量在幫助著王靜，從而完成了一次女兒狀告父親的大眾傳播。
[事件評論] 王靜舉報父親包“二奶”或建立“反包二奶網站”，如果僅從倫理的角度解讀，不僅不符合事件的本質，也毫無認識價值和社會意義。而恰恰從王靜的矛盾動機中，在社會心理層面上折射出當今中國社會成員對腐敗現象的承受已經達到了極限！何出此言？對于王志華的問題，朋友管不了，戰友管不了，親戚管不了，就連“到爸爸的單位反映”也“無效”，甚至“到山東省紀律檢查委員會舉報”，還是“仍然沒有得到處理”。連干部腐敗的事兒竟然都找不到解決的門路？！至此，完全可以想象到王靜的失望心理。你真的相信王靜告父親就是為了保住那個家嗎？她同樣有把“敗類”送進監獄的心理沖動，她甚至做好了在社會聲譽和家庭命運上跟父親“同歸于盡”的心理準備?！词雇蹯o在“反腐敗”的路上沒有這種艱難的遭遇，但當你把它當作一宗象征性案例來解讀時，就會突然發現它的普遍性。
因此，我們不妨跳出王靜的個案，站到中國更大的腐敗背景下來審視王靜的舉動，或許更有利于解釋它的社會內存。包“二奶”的“黨內敗類”不止王志華一人，即使王志華沒有包“二奶”，也不能改變一大批且前“腐”后繼的貪官們包“二奶”的現實；而且深受腐敗之禍、對腐敗深惡痛絕的也不僅僅是王靜，而是億萬民眾。這就是當今我們面臨的腐敗現實，而王靜的舉動是否屬于“反腐敗”也不再顯得那么重要。但它的象征性恐怕不可低估。
就像這個象征性事件中的王靜一樣，民眾對自己身邊的“王志華”們也是相當地不滿和無奈。當失望累積到極限的時候，女兒告父親——這種發生概率最低的舉報與被舉報關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而且舉報人那么執著，那么義無反顧，這是她從父親包“二奶”心理承受的極限中掙脫出來之后的一種反應。親人都反目了，當反腐敗以這種“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這不是社會矛盾在家庭中的一種極限反應又是什么？民眾跟她一樣，長期經歷著被腐敗現象折磨的痛苦的意志挫折和心理打擊，當他們的承受或忍耐達到臨界點的時候，也會像王靜一樣產生強烈的情緒爆發。這或許正是王靜舉動的象征意義。
三、投湖自殺的少女吳雯雯，給這個夏季帶來了“凄涼”的表情
[事件簡介] 吳雯雯，未滿16歲，浙江省溫州市第七中學初二（5）班學生。2006年1月16日13點05分，吳雯雯在家洗過頭后由母親吳芙蓉將她送到學校參加期末考試，進考場時被邱雪梅攔住，要她把辮子扎好以后再進考場。雯雯到校外小店買了扎頭繩扎好辮子再回到學校時，老師以其已超過13點30分為由拒讓其進入考場。13點35分吳芙蓉接到女兒打來的電話：“媽媽，老師不讓我進去考試。” 22點25分，因為一直找不到吳雯雯，其父親吳立俊向警方報了警。次日凌晨，警方在九山湖發現了吳雯雯的尸體，并在其書包里發現了一封遺書。吳雯雯投湖自殺后，家長要求校方承擔相應責任得不到滿足，便將溫州市第七中學和班主任邱雪梅起訴至溫州市鹿城區法院。首次開庭，被告方教師在己方律師發言后集體持續整齊、熱烈鼓掌喝彩。
[事件評論] 這個夏季聚焦了該事件中令人震怒的一幕：據報道，當時庭審現場擊掌喝彩的除了溫州七中的數十名教師外還包括該校部分領導。吳立俊告訴記者，他親自看到該校副校長和校辦主任等人也在擊掌喝彩的“隊伍”中，甚至溫州市教育局有關領導也在庭審現場并參與了擊掌喝彩。如果說吳雯雯這位少女花季的凋謝給人們帶來了唏噓、憂傷與嘆惋，那么，幾十名教師當庭“鼓掌喝彩”則讓社會領教了冷血、麻木和荒唐！
沒有人認為這五、六十名教師當庭集體“鼓掌喝彩”是為了慶賀吳雯雯的自殺。但此庭審不同于彼庭審，那是一種特定的場合、特別的情境、特殊的氛圍。坐在原告席上的，是沉浸在突喪愛女絕望悲痛中的吳雯雯的親人，他們不是被告——溫州七中不共戴天的仇敵，更不是要借助法庭向他們“索命”，充其量不過是要求學校承擔60萬元的賠償“責任”而已，眾教師與有關領導又何至于因為律師辯論出現有利于自己的場面而得意忘形？！
置身這種特定的場合，原告和被告雙方之間再怎么“對峙”，畢竟承接著一層“師生關系”，對學校而言，自己的學生發生了天大的悲劇，別說學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算是陌生人把你牽扯進案子，你們那“鼓掌”的手能抬得起來嗎？那“喝彩”的嘴能張得開嗎？臨悲而樂，是為冷血。
面對這種特別的情境，己方律師的發言再怎么使案情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轉化，可悲劇的主角畢竟是你自己門下的“弟子”呀！按照人之常情，應盡力克制自己激動的情緒，原告的情緒失控本在情理之中，可學校領導和教師怎么竟然也“失控”了呢？是因為可能不用再承擔經濟賠償的責任？還是因為可能不用再承擔管理和教育責任？利重于命，是為麻木。
親歷這種特殊的氛圍，所有的人都沒有高興起來的“理由”?！班徲袉识翰粣偂?，是說鄰居有喪事，自家也不能表現出高興的樣子——這是中國的傳統美德，也是任何人應有的人格修養。學校本應是美德的承載者和傳播者，即便是贏了這場官司，也是在自己學生未寒的尸骨上有意無意地又捅了一刀，在學生親人遭受致命重創的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每一個在場“鼓掌喝彩”教師與領導，不妨跟吳雯雯父母換個位置、換個角色，去體味一次那缺德無良的“興奮”，如何？育魂喪魂，是為荒唐。
四、沉冤難雪的少女高鶯鶯，給這個夏季帶來了“悲憤”的表情
[事件簡介] 高鶯鶯，湖北省襄樊市所轄的老河口市趙崗集鎮人，生前是老河口市寶石賓館的服務員。2002年3月15日晚，她被“嫖客”糾纏，奮力反抗。結果，被人從賓館高樓的窗戶里扔出，墜地而死！那一年，她剛好18歲。結果，死因未明便被當時的市委領導命公安、武警強行搶尸并焚尸滅跡。而今四年過去了，高鶯鶯死亡疑案仍然迷霧重重。據《民主與法制》雜志報道，從2002年12月開始，隨著湖北襄樊市原市委書記孫楚寅的落馬，當地七十余名領導干部被陸續牽出，其中市屬相關單位、縣市“一把手”三十余人，廳級干部11人，大量腐敗案件得以昭然于世人面前，其中就牽扯到高鶯鶯死亡疑案。
[事件評論] 媒體和社會就高鶯鶯死亡疑案怒陳“泣血九問”，這是就案論案而歸納出來的九大疑點。但依我看，此案在案外還至少存在兩大疑問。
一問——孫楚寅腐敗案還有多少漏網之魚？
孫楚寅腐敗集團毀滅之后，高鶯鶯死亡疑案按理應當隨之水落石出，但在孫楚寅腐敗集團覆滅后長達三年半的時間里，我們不僅沒看到該案有任何進展，而且隱約間感覺到有一種可怕的力量在有效地控制著該案的黑蓋子。這一點在“泣血九問”中可以得到印證。據《濟南時報》報道，事過四年，記者到老河口市公安局和刑偵大隊采訪時，遇到了出人意料的抵觸。在連續兩天的堅持下，記者僅僅看到了老河口市公安局的《法醫檢驗鑒定書》和2002年7月寫給襄樊市公安局信訪科并省廳控申處的《關于高天虎的女兒高鶯鶯墜樓自殺一案的調查報告》兩份材料。就是這樣兩份無任何保密可言的材料，高天虎夫婦告狀四年，至今未能看到，為什么？
二問——現任領導班子在此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據《民主與法制》雜志報道，不久前該刊記者到老河口采訪高鶯鶯死亡疑案時，在采訪途中發現后面有幾名神秘的跟蹤者。當時陪同兼保護記者的還有當地檢察機關的干部。果真如此，形勢就有點微妙了。這跟蹤者究竟的黑道、黃道還是紅道？是孫楚寅上一輪官場的殘渣余孽，還是現任班子中的“利益相關”人士？究竟是何方神圣，膽敢如此放肆，跟蹤有檢察院干警陪同的記者？！
孫楚寅已經垮了三年半，換言之，襄樊以及老河口新的執政團隊已經理政三年半，高鶯鶯死亡疑案仍然如石沉大海。而且不僅如此，在如今的襄樊官場，議論一下當年的“官場地震”都是禁忌，因為據記者稱，在襄樊只要談到“官場地震”，必然談到原市委書記孫楚寅，只要談到孫楚寅，老百姓幾乎都要提到這個墜樓而死的女孩。而且，襄樊的媒體，對于本地爆發的震驚全國的“官場地震”重大新聞，從案發到宣判，長達近三年的時間里，報道的深度與廣度，遠不及省里媒體，更不及中央與外省媒體。襄樊的地方媒體，除了輕描談寫，近乎失語……就這樣，襄樊的官場不讓說，沒有議論權；襄樊的媒體不敢說，沒有監督權；襄樊的百姓不得說，沒有知情權。
其實，這是比“官場地震”更可怕的現象。高鶯鶯死亡疑案重新被推上臺面，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沖著現任領導班子去的。三年多來，在重大案件上的不作為已經令人無法容忍，而捂蓋子簡直就是火上澆油！既然孫楚寅已經不能負起捂蓋子的使命，那么是誰充當他惡魔般的替身呢？不言而喻！而且，只有高層干預才有破案希望的現象說明什么？說明當地官場已經發生了問題，至少仍然存在再度“地震”的苗頭！
[全篇結束語] 多少人間不平事，靜養芳心恨難寬，雯女烈烈百年嗟，鶯歌凄凄慟沉淵?。?006年7月9日 星期日）來源：強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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