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齊達內為什么不惜被紅牌罰下，而在世界杯決賽上“突然頭襲”馬特拉齊？因為“對手用臟話侮辱我母親和姐姐”！就在聽到齊達內披露“沖冠一怒為母親”的時候，從齊魯大地傳來“悲涼一信棄母親”的消息：一位患病的貧困兒子，將身患絕癥的老母親送入醫院3天后不辭而別，僅留下一封寫給母親的信；已經花了15萬，體重僅剩29公斤，罹患胃癌到晚期，生活已不能自理的66歲老人，正獨自一人在病床上忍受著病痛的煎熬。
我寧愿把兒子的這個行為，看成是一次個人的無奈的“求助策劃”，而不是真的要拋棄病中的母親。所以我在報道的字里行間，特別是在兒子留書的背后，找尋著蛛絲馬跡。我看到“母親，兒子我身體也不好，有肝病已纖維化，離肝硬化不遠了，治療幾年花了不少錢”，仿佛覺得這不是寫給母親看的，而是寫給他人看的；我讀到“你也勞動辛苦了大半生，到如今為什么得不到一點的回報呢”，依稀覺得這不是對母親的發問，而是對人間的“天問”……
由于沒有更深入的報道，我無法推定這是寫給母親的無情辭別信，還是寫給公眾的深情求助信。我寧愿把報道里所說的“一單位送來的花籃，條幅上寫著，你的藥費我們承擔”，看成是“求助”的結果。但不管如何，這個事件到了這個地步，是人世間的現實不幸。
經濟學家何塞·盧林貝格是“不幸福經濟學”的創立者，在他看來，人們在關注經濟的增長速度時，更應關注“不幸福”的增長速度。而在國際上，有一個衡量民生質量的通行指標，就是“民生痛苦指數”（MiseryIndex）。有專家建議，應廣泛建立“民生痛苦指數”的統計、監控、公布機制；通過公布“民生痛苦指數”，轉向更為人性化的發展思路，推動和諧社會的建設。
古往今來，無論何處，幸福抑或痛苦，都是一種現實的、客觀的存在。當我們面臨生老病死而入不敷出的時候，痛苦是很結實的。所以，我們不必諱言一個正在艱難轉型的時代，百姓有著種種痛苦，而應該讓民生痛苦指數成為一個尋常的公共話題，并且大方地從這一公共話題出發，大步走向社會公平，大力改善民生質量。這樣，對每一位病中母親的拯救，就用不著小計小謀，因為有著社會的保障救濟之道——那才是拯救的正道和大道。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