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保 中國經濟周刊
在一個崇尚競爭和狼性的社會里，從過往的傳奇人物身上尋求精神出路或是經營訣竅，似乎不是一個好的方法，比如《喬家大院》。電視劇的熱播，好像只能說明喬致庸的恩怨情仇，或者胡大導演的招牌，吸引了或者娛樂了忙忙碌碌的都市人。而同名小說的出版，更被許多人斥為簡單粗暴的勵志讀物，借電視劇熱播之道，同為升天。
于是乎，《喬家大院》在一些人眼里，顯得十分拙劣和虛偽。“無商不奸”，“商人重利輕離別”，自古皆然。但作為莊周崇拜者兼儒生的喬致庸，以“義、信、利”為從商信條，以“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為己任，無疑顯得太干凈了，干凈得失真，干凈得一廂情愿。而他經商時每逢險難，總有人相與幫襯，更是僥幸得一塌糊涂。有人評價說，“這些橋段，滿足了作家關于戲劇性的追求，迎合了觀眾‘好人有好報’的心理訴求。”一部關于晉商的小說，在他們看來，顯然惺惺作態，毫無借鑒之效。
看上去很對。在晚清那樣一個法律無法保證私產安全的世界里，商人驅利的天性必然使得喬致庸們大踏步走到歪路上去，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哪怕沒有天良泯滅，但也不能如此有理想有抱負有道德。因為，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告訴我們，人必然是利己的。
但《喬家大院》不是商學院教材，喬致庸當然也不是現代意義的商業領袖。作者朱秀海真正的著力點，不在于編寫富豪速成法，而在于對中國傳統商業道德和商業倫理的探討和彰顯。
喬致庸的成功當然與其天賦有關。雖生于晚清，但喬致庸的創富過程中卻包含了強烈的現代企業精神。從處理“胡麻油摻假”事件，創新地引用“伙計頂身股”的薪酬激勵機制，到不做“霸盤”，不吃獨食，以及聯合水家、元家和達盛昌一起開辟茶路的做法，無不顯示了喬致庸獨到的商業經營智慧。
但這顯然不是全部。喬致庸的成功，更在于他是一個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的理想主義者。本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的喬致庸，以儒學之道指導經商大獲成功。作為商人，他《四書五經》不離案頭；每逢天災人禍，他挺身而出，賑災濟貧。一介匹夫，卻總要“心里裝著天下”。朱秀海說：“‘民為貴，君為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喬家大院也正是因為喬家的仁厚，雖迭經離亂終得保全。
“修身齊家平天下”，喬家有的是嚴格的家規。大院里沒有戲臺，怕的是后人玩物喪志。大院里沒有“襲人”、“晴雯”，全是中年嬤嬤，為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做出不雅之事。不準納妾也是鐵律一條。“匯通天下”的喬家好像一點也不知道變通，硬是把封建社會中的商業道德和個人修為，都發展到了極致。
喬致庸，一介逐利商賈，卻一味追求道德操守，在孔方與方正之間謀求“匯通”，很是奇怪。但《喬家大院》鼓吹的正是這些“奇怪”。
“君子懷遠”，在喬致庸身上，有著我們這個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氣質。那些視誠信如命的經營理念，在管理上的睿智、豁達，乃至他的金錢觀、人生觀和生死觀，表現的正是我們東方式的商業道德。而這些綿延千年的民族氣質和個人修為，在今人看來，卻似一個過于干凈的商業童話。這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
“皇家看故宮，民宅看喬家。”后人看大院，若只看到了生意經，就真個是不肖子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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