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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二戰史研究中，“慰安婦”問題是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難點。隨著對幸存受害婦女調查取證工作的展開以及對相關史料發掘的深入，有關“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戰時日軍強迫亞洲婦女作為軍隊性奴隸這種違背國際法和人權的暴行事實逐漸被揭露，并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和聲討。第二，對戰時日軍“慰安婦”制度的起源、管理、實施狀況、危害等研究得更為深入。但是，綜觀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該問題的研究狀況，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即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仍然局限于對原“慰安婦”受害事實的陳述上和對日軍性犯罪的揭露方面，而“慰安婦”在受到性傷害后的生存狀態、生活境遇如何，關注、挖掘得相當不夠。因此，使得目前的研究范圍稍顯狹窄，往往憤慨有余，理性思考不足。
 這里所說的生存狀態，通俗一點說，就是原“慰安婦”受到性傷害后，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包括她們結束“慰安婦”生活后的經濟來源、身體狀況、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子女養育狀況以及她們的心理狀況等方面。研究的重點在于日軍的性傷害對她們以后生活的影響。研究的對象不僅包括目前幸存的前“慰安婦”，還應包括在戰爭中、戰后忍辱含垢活下來的受害婦女，雖然目前有的不健在了，但她們也是研究的對象。對于前“慰安婦”生存狀態的研究，不僅具有學術意義，而且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
戰爭傷害罪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戰爭對受害者所造成傷害的持久性和延續性，這種傷害不因戰爭的結束而自行終止，從某種意義上看，對于受害一方，其所受傷害帶來的痛苦不僅持續一生，甚至會貽害下一代。
 二戰期間，日軍在亞洲國家犯下了種種慘絕人寰的暴行，其中，有計劃、有組織地實施的臭名昭著的“慰安婦”制度是本世紀最殘暴、最野蠻的性暴力犯罪。戰爭中，日本政府和軍隊為滿足士兵的性需要和保持部隊的戰斗力，強行征集抓捕數以萬計的亞洲婦女充當日軍的性奴隸，這些受害婦女是研究和聲討日本政府和軍隊戰爭罪行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受害群體。
對于戰時充當日軍“慰安婦”的婦女人數，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檔案記載，學術界對此也看法不一。但共同的一點是，他們都認為中國“慰安婦”的人數最多。一位在戰后協助美軍處理軍需情報的日本人也認為：中國“慰安婦”的數字，占日軍在亞洲戰場征用占領區婦女當隨軍妓女的67.8%，即每100個慰安婦中，就有約68名中國婦女。由此可見，戰時被日軍擄掠為性奴隸的中國婦女人數相當可觀。她們當中，有相當部分被日軍殺害或折磨至死，只有少部分幸存下來。但是這部分僥幸活下來的婦女的命運卻未因戰爭的結束而有所改觀，相反，卻帶著戰爭留下的傷痛和恥辱忍辱含垢地活著。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她們也許會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正常的家庭和孩子……但是因為這場戰爭，她們從此落入了痛苦的深淵,一輩子生活在噩夢之中。
 正如臺灣一位學者所言，“受害者在慰安所的時間雖然只是她們數十年歲月的一小部分，但是過去的遭遇對她們的健康、婚姻、心理以及社會適應卻造成難以彌補的影響”。因此，無論從抗戰史、婦女史，或是社會學、法學的角度研究“慰安婦”問題，都不能不關注她們的一生。
作為封建的道德倫理觀念遺存十分濃厚的國度，貞操視同婦女的生命，婦女失去貞操，被認為是最丟人、最恥辱的事情，一輩子都會被人歧視。何況是被日本人強奸和蹂躪？“慰安婦”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無疑，各種世俗觀念都將在她們身上體現和反映出來，可想而知，她們將要承受何等沉重的心理壓力？
1946年10月國民政府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奉命調查南京大屠殺案中日軍的罪行，總計調查各類案件2784件，但是，承認被敵人強奸的案件只有53件。北京市檔案館公布的河北、平津地區敵人罪行種類統計檔案，共調查統計了762項案件，但是，承認被敵人強奸的案例只有4件。這與實際被日軍強暴的婦女人數相差很遠。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婦女的沉默。她們寧愿一輩子忍受心靈的煎熬也絕不向任何人吐露內心的屈辱。
如果研究者把關注的視角向后延伸，將會發現戰爭結束后，這些受害婦女的命運仍然相當堪憐。1940年4月，日軍35師團23聯隊在河南新鄉擄掠82名當地婦女充當隨軍妓女。“文革”中，這些不幸的婦女全都被戴上了日本漢奸的帽子，另外還有397名婦女因此受到牽連并被批斗致死致殘，143名丈夫被迫和妻子離婚，231名女性自殺或自殺未遂，56個嬰兒不明原因死亡，株連14563名旁系親屬。因此，在這種輿論壓力下，幸存下來的受害婦女，如果可能，她們都會選擇背井離鄉、隱姓埋名的生活。研究原“慰安婦”的生存狀態，從不同個體和社會對待她們的觀念和態度中，可以折射出社會意識、觀念的變化，了解“慰安婦”的心路歷程。
目前，日本右翼勢力極力歪曲和否認“慰安婦”問題，日本新版教科書更刪去了“慰安婦”一詞，原慰安婦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索賠一事更是毫無進展。2001年5月30日，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又駁回了山西盂縣4位原“慰安婦”的訴訟請求。在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的今天，原“慰安婦”索賠之路將會更加漫長而艱難。挖掘原“慰安婦”的生存狀態，不僅能給予日本右翼勢力有力的還擊，也將為法律上如何界定原“慰安婦”的受傷害程度提供可信的依據，從而更好地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為最終贏取訴訟勝利鋪平道路。
對于原“慰安婦”生存狀態的研究，國外學者一直都相當重視。據筆者掌握的情況，日本、韓國、挪威的學者一直把曾經在戰爭中受到性傷害的婦女的生存狀態列入調查和研究的重要內容。近年來，臺灣學者也開始重視對原臺灣籍“慰安婦”的生存狀態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而大陸方面，據目前筆者掌握的情況來看，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很少。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對前“慰安婦”的生存狀態重視不夠以外，還由于資料的缺乏。二戰結束后，日軍銷毀了大量有關“慰安婦”的資料，幸存下來的原“慰安婦”迫于輿論的壓力，對自己的受害事實避而不談，惟恐他人知悉，資料的缺乏嚴重地阻礙了對“慰安婦”問題分析的深入和研究領域的拓展。其次，缺乏一個全國統一的調查研究機構，研究和調查仍然各自為政，也導致對原“慰安婦”的整個生存狀態無法作出科學的統計和分析。
對原“慰安婦”生存狀態的研究，由于檔案材料的缺乏，大量的是需要通過調查訪問獲取第一手的材料，因此是一個較為龐大而又繁瑣的課題，無論從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來看，還是從所需要的調查手段和方法來看，都不是某一專門的學科和學者所能完成的，因此，急需建立一個統一的多學科的調查研究機構。事實上，目前“慰安婦”問題已經吸引了多門學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的興趣，史學、法學、社會學、女性學的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對該問題都有論述，從今后的發展趨勢來看，建立一個統一的多學科的調查研究機構不是沒有可能。
目前已知的中國大陸幸存的慰安婦有150名，其中絕大多數仍然在保持緘默，尚未將自己的受害事實公之于眾，如果能夠關注她們的生存狀態，使她們能夠得到真正關心和救助，同時也使她們感到世俗觀念對她們從歧視到同情的變化，相信會有更多的受害婦女站出來揭露日軍的罪行，也將進一步推動“慰安婦”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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