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青桐
奧一網論 一個“儒學熱”的夏天，儒學事件此起彼伏。當代“儒將”蔣慶又在倡導“儒教要重回國家文化權力中心”和“讀經救國”，并提議儒學應向文藝作品抽稅。如今，一家以傳授儒家義理為主的私塾被取締后，在民間引發熱議，一些可稱之為“儒教原教旨主義”的人士借助各種媒體手段，還在為之鳴冤叫屈。
這是當代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新興景觀，這些人正處在為儒教復興而努力的風口。從興孟府習儒館等等那樣的舊式書院、私塾和學堂，到創建華夏復興網、原道網等網站，新一代“儒生”倡導：孔孟文化的復興是實現中華崛起的必由之路，他們中的一部分成為極端的“儒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儒家文化的寬厚、中庸的風格全然不同，信奉“儒教原教旨主義”的這些人視西方社會與文化為洪水猛獸。“儒生”們在網上論壇上設立個人文集，甚至著書立作，試圖構建一個龐大的儒學復興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學術體系。
跟中國上世紀的現代新儒家不一樣，第一代和第二代現代新儒家只是理性地主張在西方文化面前，應該完好地保留中華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國民精神。即使提出“以孔教為國教”的康有為，實際也承認基督教文化在塑造公民社會上的作用。現代新儒家的前輩大師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都對“科學與民主”，包括政治層面上的自由價值和民主精神抱有接納的胸懷。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新儒家比當前儒學復興運動中的某些原教旨主義者更清醒、更理性。
當今“儒教原教旨主義者”把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過度放大，再把西方文化的缺點過度放大。他們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后來的衰落以及近代發生的歷史悲劇，源于外族侵入造成的文化破壞，一次是元朝對宋朝的取代，一次是滿清政權對明朝的征服，而最大的一次侵害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顛覆。因此，當代儒派人士聲稱，“西方文明是一切苦難和罪惡的禍根”，在這樣的邏輯推演下，要復興中華文明，就必須首先恢復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正統主流的儒家文化和儒教意識形態。“儒教原教旨主義者”沒有反思過，中華文明在近代的衰落固然有外力沖擊的原因，但包括儒教政治和倫理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明本身是不是就沒有致命的弱點？儒家文化的倫理和道德是富有溫情的，但它對個體價值、個體權利的犧牲，很容易成全腐敗和專制的土壤的滋生。公民社會和臣民社會孰優孰劣？民權社會和王權社會何以取舍？不在自身的文明體系內部找問題，而一味地埋怨外力，被狂熱狹隘的情感支配的“儒教原教旨主義者”須有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的精神情懷。
無論是蔣慶的“王道政治”理論，還是康曉光的“新仁政”學說，我們無法在其中找到某種具有實質性的操作功效和實踐意義，或者說儒家人性理想主義的迷人光輝，已經在歷史的制度實踐中徹底破滅，在紛繁復雜的工業化社會中，并沒有多少體制整合的事實或可能。把古老農耕文明時代的“王道”和“仁政”放在憲政民主的制度追求之上，是不能夠產生更高明的政治效果的。
儒家文化象征著東方民族溫良氣質和優雅風范的珍貴精神遺產，我們本應有能力把古老的儒家倫理觀念、政治智慧和現代西方制度構建的操作技術整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而不必一定把儒教東方、儒教中國和西方文明對立起來。否則，書生誤國，儒家的基本精神因此而會遭到扭曲。蔣慶和他的追隨弟子們的很多觀點是完全不符合儒家的理念，扭曲了儒家思想的，這些觀點可能會導致新一代國人對儒家更深的誤解。
對于一些一味崇洋媚外、視西方世界為圣地的中國人來說，沒有民族性表達的那種現代性訴求，是全盤西化派的殖民意識，是文化上的“受虐狂”，那是可悲的。然而，對于當前鼓吹儒教復興的積極分子們來說，沒有現代性訴求的那種民族性表達，則是夜郎自大，是文化上的沙文主義，那同樣是偏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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