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西藏謎底：藏醫藏傳佛教及土司制度（四）
2006-10-25
喚醒沉睡的善地
◎蔡偉
汽車從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康定西出后立刻就開始了翻越折多山的過程。康定過去在漢語中被稱為打箭爐，傳說是諸葛亮率軍南征時曾經在此制作箭支。其實打箭爐是打折多的漢語訛傳。當年西出康定越過折多山曾被稱為“出關”。我們沿著川藏線的318國道到達號稱攝影家天堂的新都橋，然后改215省道一路沿立啟河、鮮水河北上，過塔公、龍燈草原，從八美鎮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和雀兒山下的小鎮馬尼干戈，康巴文化的中心德格就在山那邊腳下。
中國藏區有三大文化發祥地，德格就是其中一個(其余兩個是西藏拉薩和甘肅拉卜楞)。德格印經院由于收藏有最廣博、最齊全的藏族文化典籍，以及印經院內保存完好的建筑、壁畫、刻版，在藏區三大印經院中位居首位。德格這名字的意思是“善地”，來源于藏傳佛教教義中的“四部十善”。根據《德格土司世系譜》記載，德格家族第32代孫索郎仁欽在薩迦派第5代祖師八思巴擔任元帝國國師路過德格時，被稱贊具有“四部十善”的品德和福分，賜名“四德十格之大夫”。到第35代孫將統治中心從白玉遷到德格后，正式將家族“噶爾”更名為“德格”，同時將統治的勢力范圍也改名為德格。
從康定到德格距離其實只有幾百公里。但從康定開始，無論是川藏路上的108國道、215省道還是川藏北線的317國道，道路無不破碎泥濘。這一路雖然風光無限，但也包括要越過雀兒山那仿佛憤怒天神牙齒一樣鋒利如排鋸的山巔。3天多極度疲乏的顛簸甚至先后顛散了吉普車的風扇罩和電池接頭，這足以理解為何過去康區物資交換的中心在康定——在只有茶馬古道而非川藏公路的過去，只有藏人的牦牛隊、騾幫更適合行走在這里。
德格就在這樣一個今天看來過于偏遠的地方。今天它西接西藏昌都，北臨青海玉樹，偏在四川省西北角的一隅，且有號稱川藏第一險的海拔6168米的雀兒山把守東大門。記者曾駕車翻越海拔超過5000米的唐古拉山、米拉山，沿盤旋的山路越過險峻的色季拉山、六盤山和以道路曲折著稱的折多山，唯有翻過雀兒山時，險峻的路況緊張出了一手心的汗。在這樣一個被山河割裂、遠在三省交界偏遠之地的小城，縣城面積僅數公里，卻擁有康巴地區藏傳佛教五大祖寺和藏區三大印經院之首的德格印經院，更是藏區南派藏醫的發祥地，以及中國唯一、世界第一長史詩《格薩爾王》主人公的誕生地。
朝拜的信徒和偉大的文化殿堂
德格縣城所在的更慶鎮就在金沙江邊的狹窄山谷里。
從雀兒山賓館邊的臺階上去沒多遠就是印經院。管理印經院的文管所辦公室就在印經院對面三層水泥樓房的二層，印經院副院長聰扎就在那里等記者。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六，印經院高大墻壁外是許多順時針圍著印經院轉經的本地居民。他們大多穿著傳統的康巴藏袍，男人戴著草帽，女人扎著長辮的頭頂上是五顏六色的頭飾。或搖著轉經筒，或相互交談，一圈又一圈走著。
如果細心一些會發現印經院門口的路牌上寫著“巴宮路”而不是“印經院路”。澤爾多吉說:“這是因為本地的人都叫它‘德格巴宮’。”澤爾多吉是德格縣最著名的民俗文化專家，他認為“印經院”并不是一個準確的翻譯。“‘巴宮’在藏語中包含有印刷所、典籍保存地和文化殿堂的多重意思。”在澤爾多吉看來，“這正是群眾數百年來虔誠地圍繞它轉經的原因。”聰扎說，這除了印經院里收藏有西藏各個教派的經典，還有包括《印度佛教源流》、《漢地佛教源流》、《般若八千頌》這些僅存于德格的文化經典，所以在很多佛教信徒的心目中，印經院比一座普通寺廟具有更神圣的地位。
德格印經院的創始人是德格土司家族第44代傳人、第12代土司和第6代法王卻杰·登巴澤仁。他的塑像就在印經院一樓法王殿進門樓梯的右手。站在印經院的屋頂，聰扎指著印經院東面平房外一墻之隔的德格中學。那里本是德格土司的新官寨，殘存的一丁點墻基如果不是聰扎指給看，根本無從想象它過去的樣子。學校的大喇叭正播放著內地最流行的歌曲，不過當年是另一種聲音催生了這個文化圣地。
據說當年卻杰·登巴澤仁有一天日暮時分在官寨外散步，夢幻般聽到距官寨西南30米處的小山包上有兒童頌經的聲音。另一個傳說則似乎更加細節豐滿:金沙江對岸江達縣(當時也是德格土司領地)通普葉絨村差民拉翁刻制了一部《長壽經》，當他用牦牛把經版馱運過金沙江準備獻給德格土司時，卻沒想到牦牛在距離官寨只有一步之遙的這個小山包突然受驚，把經版撒落整個山岡。澤爾多吉講了第三個傳說:德格土司登巴澤仁有一天夢到自己將完成一個珍寶，于是寫信給著名的八邦寺勘布、學者曲杰久勒解迷。曲杰久勒預見登巴澤仁會創立印經院，于是復信給他，表示愿和他共同完成這一珍寶。德格土司認為，這個珍寶就是印經院。于是他請求曲杰久勒和他共同努力建立全稱為“德格吉祥多門聚慧經院”的場所，聘請曲杰久勒策劃建院和組織雕刻《大藏經》。登巴澤仁土司夢想把衛藏康區所有不同教派、典籍、觀點和解釋等都歸納到一起。于是開始鏟平小山包，在此地建印經院。而印經院最初的珍貴收藏便是公元1229年左右翻譯、用3種文字刻就的《般若八千頌》、《藏文文法》、《長壽經》和其他近2000塊經文雕版。
在德格縣旅游局局長周康泉的桌上放著一塊水晶裝飾，刻著德格被稱為“四德十善”之地的來由，這正是德格藏語的本意。周康泉喜歡跟人說，不到德格就不算真正到了康巴，因為德格印經院是甘孜州的四大旅游品牌之一。整個康藏地區的三大寶物中，除了一件皇帝的詔書保存在道孚縣，《大藏經》和《般若八千頌》保存在德格印經院，還有一部寫在樹葉上的醫書也保存在德格藏醫院。由于擁有這些不凡的寶物，更由于德格印經院地址選在被稱為具有“八瑞”的更慶鎮魯珠頂歐普龍溝口，德格也從此被稱為“四德十善”之地。從1729年2月28日開始正式破土動工，歷經4代土司、累計30年時間，德格印經院才全部竣工，并在藏區三大印經院中，力壓西藏日喀則郎通印經院和甘肅夏河覺勒印經院，成為藏區三大印經院之首。
日喀則郎通印經院已經被火燒毀而衰落，搶救出來的印版不多。另一個藏文化發祥地甘肅夏河覺勒印經院按照原來的收藏目錄有印版15萬余塊，但德格印經院藏經庫的收藏讓世人公認為第一。澤爾多吉說，1959年底，德格印經院就有經版21.788萬塊，其中印版21.75萬塊，畫版380塊。1980年以來的23年中則又補刻了珍本、孤本和絕本8.3萬塊。到2002年，印經院的印版已經達到30萬塊，畫版6000余塊，這其中包括印度已經失傳的《印度佛教源流》和《漢地佛教源流》，以及公元1229年翻譯制成的由烏爾都文、藏文古梵文和藏文現代文三種文字刻制的《般若八千頌》。“民間傳說:《般若八千頌》的翻譯比印經院還要早500多年。它的原文最早收藏在今天江達縣的同普境內，后來送給嶺中部領袖嶺班達仲，再后來德格土司在龔埡寺組織雕刻，到印經院竣工后，從龔埡寺正式收藏到德格印經院。”澤爾多吉說，《般若八千頌》印版是全藏區僅存的絕版，當之無愧成為“德格三寶”之一。
1966:北京紅衛兵對德格的回憶
澤爾多吉說，德格印經院自從建立以來，只停止過印刷20年。1958年底，德格縣委組織力量對印經院的古建筑、文獻和書版進行了清理登記，并于當年停止了印刷銷售業務，把經院古建筑和庫藏印版作為文物暫時封存。“文化大革命”期間，德格造反派聲稱德格印經院和德格藏醫院是時任縣委第一書記、武裝部部長楊嶺多吉的反革命聯絡站，應該當作“四舊”摧毀。澤爾多吉痛心地陳述印經院遭到的劫難。被存放在印經院的一些資料和書籍被造反派拿走，而在此前的民主改革中，由于一些人的極“左”行為，導致印經院的一些珍貴文物被人帶出國外。
我的朋友程德美碰巧當年親眼目睹了德格印經院遭受劫難后的一幕。當時的程德美是北京47中紅衛兵。前往西藏緣起還在于程德美的父親、中科院的氣象學家程純樞先生。程德美說，在解放前就隨竺可楨先生開始了早期中國氣象事業的父親走遍了中國幾乎所有的省，并在1945年抗戰末期搭乘美軍飛機飛越駝峰航線，經印度前往美國留學。父親唯一沒有去過的就是西藏，1966年，程純樞先生正在籌備1967年的珠峰科考。可能出于對西藏的想往，也因為渴望前往參與次年的珠峰科考，程德美和幾個紅衛兵于1966年12月6日從成都紅照壁出發開始沿川藏線步行進藏，路途中無意正好成為德格劫難的見證人。
多年后程德美還記得當時的見聞:“我們穿過一排排高大的曬青稞的木架，走進了一個叫柯洛洞的小山村，這里距離德格還有25公里。”在這里程德美收到了從德格來的汽車捎來的一封信，那是他乘車先到德格的哥哥和弟弟，信的大意是拉薩來的紅衛兵和縣城的紅衛兵把德格印經院砸了。讓他們盡快趕來。1967年1月，藏漢紅衛兵涌進德格，印經院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劫難。收到信的程德美一行趕緊找到柯洛洞鄉鄉長，用手搖電話機和德格取得聯系。原來藏族的紅衛兵砸了更慶寺的經堂和佛殿，把大佛像的頭上和身上的珠寶都挖下來，裝了滿滿一洗臉盆。程德美說，由于當地政府處于癱瘓狀態，紅衛兵也不知道該怎么處理這一臉盆的寶貝。程德美說，那時候從北京來的紅衛兵可不得了，于是當地紅衛兵把這整整一臉盆價值連城的珠寶交給了程德美的哥哥和小弟手里。
在和柯洛洞鄉鄉長說明利害關系后，鄉長立刻給這些北京紅衛兵安排吃飯、準備馬匹，并告訴他們到了德格把馬交給縣城就可以了。于是程德美等人騎馬在半夜抵達德格。多年以后他還記得這匹農村吃草的馬遠遠比不上此前在甘孜騎兵團騎過的吃雞蛋的馬，“從柯洛洞到德格的25公里路，馬匹連騎帶拉用了三四個小時”。
到達第二天后的首要決定就是和拉薩來的紅衛兵共同清點珠寶，然后交給在縣委招待所開會的駐軍和纖維干部。“當時我們對它們(寶石)的價值一點兒也不懂，這可能是幸運的地方。我想如果我稍微懂一點的話，也許難說會不會產生別的想法。”程德美同樣記得當年印經院隔壁更慶寺的慘狀。除了房子沒倒，別的全被推倒。滿地都是刻滿藏文的經版，佛堂內5米多高的大佛座像已經被掀翻在地。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樓上一個又小又暗的木隔子里坐著一個十幾歲的喇嘛。通過同行藏族同伴孫躍民的翻譯，才知道它就是更慶寺的活佛。程德美說，這個孩子沉默無言，消瘦的臉上幾乎沒有任何表情，一只細嫩的手捻動一根系著疙瘩的黝黑的繩子，嘴唇迅速地嚅動著。小喇嘛所有的東西都被抄走了，只剩下身邊放著的一個黃褐色的碗。那是一個用人的頭蓋骨做成的碗，“我知道他在念經，但我不知道他是在詛咒還是在祈禱”。
記者來到德格，想尋找當年那些當事人，尤其是那個小活佛。但聰扎和印經院院長吉美活佛是2003年來的，他說沒有人知道這段歷史，過去很多人已經去世了，經過那段歷史還活著的幾個老人都回鄉下了。不過好在當年縣委第一書記一邊對紅衛兵的做法提出抗議，一邊通過內線關系向周恩來總理反映情況。德格印經院最終得以在縣“人武部”出面下基本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刻經和印刷:延續至今的歷史
印經院二樓天井邊的印刷作坊是印經院唯一光線較好的地方。從這里的一個小門洞進藏經庫，密密麻麻的經版木架中間，第一排開始放置的紅色經版正是大藏經《甘珠爾》。《甘珠爾》也稱為《佛說部》，藏文意為“佛語部譯文”，其主體是佛教原始經典匯編而成的一部叢書，據說是佛祖釋迦牟尼口述的原始經典。它和用來解釋的《丹珠爾》在漢語中合稱為《大藏經》。聰扎說，這里所有的《甘珠爾》經版都是在印經院建設的同時開始雕刻的，本身都是幾百年的文物。
這些木板每個約有70厘米長、10厘米寬，帶有一個小小的木把。由于年代久遠，雕版上的文字已經被朱砂深深地染透，呈現出一種純正的紅。“經版刻得越深質量就越好。”聰扎說，“印經院現在每年《甘珠爾》和《丹珠爾》的印刷量是50多套，基本保持著歷史上的印刷數量。”記者計算，僅以這個頻率，除去“文革”期間停止印刷的時間，每塊經版都已經經歷了上萬次的印刷，但這些歷經277年存放和使用的經版文字至今依舊保持著清晰的線條。這無疑得益于當年工匠的用心，聰扎說現在的雕版，無論是用料、雕刻質量和校對都比不上過去了。
“當年雕刻這些經版的時候，土司卻杰·登巴澤仁用一種特殊的方法付給工匠工錢:把金粉填充在雕版文字的刻槽中，用手抹平金粉，留在刻槽中的就是工匠所得。”
與藏經庫內的安靜相比，二樓的印經作坊內則是一片熱火朝天。當天經院總共8個印經臺全都處于工作狀態。據說印經院最多的時候有15～16個印臺，但是現在由于人員流動較大，已經不可能有那么多人了。德格印經院印經的方式依舊保持了從建院以來的傳統:兩個工匠面對面相坐，一個寬木板作為印刷臺斜放在兩人中間。木板上方的人負責用一個刷子蘸著墨或者朱砂給擱在臺子上的經版涂色，下方那個人則負責把裁好的紙張放在經版上，然后用一個滾筒壓在紙張上迅速滾動一次，紅色或者黑色的字跡就清晰地印在紙張上。印經院的另一個傳統是所有人都是男性。由于過去西藏的修行者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印經院除了在院外做紙的是女性，其他工匠全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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