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國際
新京報消息：不宜過于強烈地譴責他人的不能舍己救人，尤其是在對那種處境缺少真切體驗的時候。
哈姆雷特說，“活，還是不活，這是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主要涉及自己；而當面臨別的瀕死者，“救，還是不救？”這個問題卻涉及他人，呈現(xiàn)出鮮明的倫理學意義。
最近，一個英國年輕的登山者大衛(wèi)·夏普在珠穆朗瑪峰約8500米高的地方受困、有40余人經(jīng)過他身邊，卻最終還是孤獨地死去的事件，又一次引起了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議和對見死不救行為的強烈譴責。
救，還是不救，這在一般情況下本不應該是個問題。
救助他人以致任何一種生命，應當是我們的一種義務，而且經(jīng)常是高于其他義務的義務。見死不救，顯然有悖于人們基本的道德感情和責任。
但是，如果這種救助要付出自身很大的、甚至很可能是自身生命的代價呢？它還是不是一種必須普遍履行、不履行將可以強烈譴責的“義務行為”，還是變成了一種履行者將引起很高贊頌、但不履行也未可厚非的“高尚行為”？據(jù)說，在珠峰攀登到七八千米以上，人身體發(fā)生的變化將使每一個人幾乎都在為自己的活著而作生死搏斗。
今年剛從珠峰歸來的廣西女將羅麗莉說：“不是無人援手相助，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救助，要救助只能靠自己的登山協(xié)作隊。”“登山運動中的慣例是，海拔7000米以上的位置就屬于‘不可救援’的位置。夏普所在位置是在距離珠峰峰頂300米左右，那里氣溫低至零下30攝氏度，即使是職業(yè)登山運動員在那個位置也處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狀態(tài)，很難向已經(jīng)奄奄一息的夏普施以援手。”羅麗莉自己在登上第二臺階前，曾不小心滑下了雪山，掛在懸崖上，雙腿懸空，孤立無援，當時有10多名登山者從她頭頂上跨過去，卻沒有任何人采取施救措施。
“這些途經(jīng)我頭上的登山者中就包括夏普”。最后是羅麗莉的登山隊采取懸掛吊起的方法，把她從險境中搶救出來。率一個小組登上珠峰峰頂?shù)慕刂哂⒏窭锼挂舱f：“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真的無法救助他的生命。你知道，我們毫無辦法，他沒有氧氣了，他的手套不能用了，整個事情糟透了。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我們連自己的命都難保。所以，我最終接受了全組的提議而放棄。”看來，我們必須區(qū)分“高尚行為”與“義務行為”。前者是指一種常人所難能的、完全不計個人利益和安危而主動奉獻、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行為，例如在自己個人事業(yè)前程似錦之際卻毅然放棄，而到非洲最艱苦的地方去為當?shù)厝颂峁┽t(yī)療服務、且終身為之奮斗不懈的德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史懷哲。后者則是在一般情況下履行基本道德義務的行為，大多數(shù)人都不難做到。但如果這種履行義務的行為是發(fā)生在一種危及自身生命的邊緣處境之中，它也就變成了一種非常突出的“高尚行為”或“英雄行為”。比如就在與夏普事件大致同時，也發(fā)生了一件事：澳大利亞一位50歲的登山家林肯·霍爾在8600米的地方因為缺氧失去意識，9小時后他的助手認定他已經(jīng)死亡，無奈把他的“尸體”留在珠峰返回大本營。第二天，另一支由美國人丹·馬蘇爾帶領的登山隊發(fā)現(xiàn)了他，而且察知他還活著并最終救下了他。
這里可能重要的是一種“人我之分”。對一種舍己救人的高尚行為，我可以努力地要求自己，仰慕和追隨這種英雄行為，大力宣傳這種英雄行為，但卻可能不宜過于強烈地譴責他人的不能舍己救人，尤其是在對那種處境缺少真切體驗的時候。而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寬容他人則同樣表現(xiàn)出一種高尚精神。就像夏普的母親琳達聽到兒子的死訊后悲痛欲絕，但她并沒有譴責英格里斯登山小組的決定，她說：“在那種情況下，你的責任是拯救自己，而不是試圖拯救別人。”過于強烈地譴責他人還可能有一種危險。因為，在這種譴責背后，有可能隱藏或者容易引起這樣一種想法：看啦，所有人都是這樣只顧自己，無論東方西方，人性就是這樣，沒有什么道德可言，讓我們也都只顧自己吧！于是，就可能導致和刺激這樣一種思想和行為邏輯：既然不可能人人都達到最高的行為標準，那么，就不妨連較低的標準也放棄。
此外，這里也還有一種“事先”和“事后”之別，事后也許不必過于強烈地譴責他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事先要患得患失，計算危險。救助他人是我們的一種義務，面對一個瀕死者，其實我們根本無暇也無需考慮什么而應盡力施救。我們至少要做點什么，而且，還應努力要求自己向高尚者看齊，受其英雄行為的感召，不僅竭力而為，乃至準備付出自身生命的代價，這樣，才有希望化“不可能”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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