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2月14日
來源：人民網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就是舉世公認的，他也因此成為大家公認的學術大師。在這里，我不想談先生的學術成就，因為他的許多成就不是我能夠談得了的。我要談的是他的學術風格和學術品德。常言道：“文如其人。”對這句話，通常的理解是文章的風格與作者的性情相一致。
但我還以為，其中也應當包括人格問題，即包括道德、情操等因素。季羨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有自己的風格，其中也包含著他的人格魅力，反映出他的道德修養。
具體地說，我有三點體會。第一，求真與務實的作風。第二，考據與義理并重。第三，秉燭夜游的精神。下面分別來談。
一、求真與務實的作風
先生追求真理，可以說是孜孜不倦。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這個態度就體現出一個人的道德水準。
學人一定要講究學風，一定要講究學術道德。在這方面，季先生有專門的論述：“大家常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數據，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在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這樣的騙子亦非少見。”
在讀研究生時，記得先生在一次上課時說過這樣的話。他說，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一定要有學術道德，不能胡說。因為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搞自然科學研究不一樣。自然科學往往很快就可以得到驗證，比方說，我說這個東西有電，你說沒有，那你就摸摸，結果被電一下。而搞社會科學研究往往不能很快得到驗證，這就給瞎說八道留有余地。這是1979年冬天的事，但我至今記憶猶新。就在那一次課上，先生還提到胡適先生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認為這是做學問的至理名言。“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的。這個“假設”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如果沒有“大膽假設”，就不可能標新立異，就不可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前進一步。這就需要我們“求證”，而且必須“小心”，因為沒有嚴謹細致的作風，就得不出科學的結論。后來，先生在文章中對此又進行過專門論述。
先生的這些話，可以說是使我們終生受用。此后，在讀先生著作的時候，我經常細細體味先生的這些話，學習先生的治學態度。尤其是在讀先生的一些論文時，我更深深地感到先生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沒有根據的事情決不輕易下結論，決不故弄玄虛。例如，先生曾經自謙地說過，他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而這兩篇文章曾得到過陳寅恪先生和胡適先生的肯定。胡適先生甚至在晚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還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的確，季先生為我們后進學子樹立了榜樣。
當今，整個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可以說是降低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各種違背社會道德和公民良心的事情比比皆是，而各種不法行為也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犯罪率居高不下。官有官貪，民有民賊，幾乎看不到一片凈土。于是，在學人當中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各種違背良心和道德的現象：考試作弊屢禁不止，文章抄襲時有發生，至于胡編亂造，信口開河，更是家常便飯。看到這種情況，實在令人痛心疾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道不應當以先生為榜樣，以改變現狀，凈化空氣，革新學風嗎？
二、考據與義理并重
季先生說過，清代學者做學問講究考據、辭章和義理。在這個問題上，先生有不少論述，他自己也曾經經歷了一個變化。先是重考據，到了晚年開始兼顧義理。他曾經這樣說過：“在三者中，我最不善義理，也最不喜歡義理。”“可是，也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到了晚年，‘老夫聊發少年狂’，我竟對義理產生了興趣，發表了許多有關義理的怪論。個中因由，我自己也尚不能解釋清楚。”
在讀季先生的著作時，我有一點體會。先生重視考據，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先生認為，這是“做學問的必要步驟，必由之路”。也就是說，這是做學問的基礎，是基本功。如果基本功不好，就如同在沙灘上蓋樓，經不起風吹雨打。
季先生擅長考據，也是有道理的。雖說考據是基本功，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好的，先生所服膺的胡適、陳寅恪、湯用彤等前輩學術大師，無不功力深厚，博覽群書，學貫中西。先生自己也是如此。只有這樣，考據起來才能得心應手，信手拈來；也只有這樣，才能步步有據，句句在理。不然“考據”二字就無從談起。
記得也是在一次課上，季先生特別談到在論證一個觀點的時候要避免學術界忌諱的“孤證”。他認為，憑孤證得出的結論并不可靠，也不能令人信服，至少應當有兩個以上的證據，才能站住腳。這已經是學術常識。
其實，考據是為觀點服務的。正如先生自己所說：“我決不會為考據而考據。在很多地方我都說過為考據辯護的話。原因就是，我認為考據是有用處的，寫科學著作時必不可少的。”讀季先生的論文，的確有很多是屬于考據性質的，如早期的《浮屠與佛》、《〈列子〉與佛典》，以及后來關于紙和造紙法、繅絲和養蠶法、中國瓷器向印度的傳播，中印制糖技術的交流，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等等，都屬于此列。從中可以看出，先生不是為考據而考據，而是為了說明一個觀點，解決一個問題才考據的。正因為如此，先生的這些文章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就像被推導出來的數學定理一樣，被人們深信不疑，反復征引，至今不衰。
季先生前期對于義理的態度是明確的，他并不反對談義理，而是對那些陳詞濫調的所謂義理深惡痛絕。并且，這是他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想法和看法。我們都知道，在“文革”前后，極“左”思潮泛濫，偽馬列、偽科學橫行霸道，這正是先生所不齒的。后來，季先生也開始寫文章談義理，那是因為先生對一些問題有了新的看法。他提出《中國通史》要重寫，《中國文學史》要重寫，等等。尤其是提出了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未來走向問題，即著名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理論，都是有根據、有理由的。雖然也遭到一些質疑，但更多的學者是贊成和擁護的。
三、秉燭夜游的精神
俗話說，活到老學到老。我們不僅要學習季先生的治學態度，也要學習他的勤奮刻苦和不斷學習的精神。
季先生曾經發表過關于天才、勤奮和機遇的文章。他認為所謂的“天才”可以理解為才能。而后天的勤奮是一個學者成功的主要原因。他說：“拿做學問來說，天才與勤奮的關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說‘九十九分勤奮，一分神來（屬于天才的范疇）’。我認為，這個百分比應該糾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奮，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覺得更符合實際一點。我絲毫也沒有貶低勤奮的意思。無論干哪一行，沒有勤奮，一事無成。”從這里可以看出，季先生是承認天才（才能）的，他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天才（才能），其發展終究會受到限制；他又很強調勤奮，認為沒有勤奮則一事無成。至于先生自己，我們都知道，他是天才，而他的勤奮也是出了名的。無論是在小學、中學、大學，還是在留德的10年，他都是勤奮好學的。即使是到了晚年，80多歲，還不避嚴寒酷暑每天到北大的圖書館去，一邊看書學習一邊從事研究，并且為自己制定了龐大的工作計劃。應當說，勤奮刻苦是季先生能夠長久保持學術青春的秘訣之一。而長久保持學術青春，也許又是先生健康長壽的重要因素之一。
季先生相信一句古話，“滿招損，謙受益”。他說：“我一生勤奮不輟，天天都在讀書寫文章，但一遇到一個必須深入或更深入鉆研的問題，就覺得自己知識不夠，有時候不得不臨時抱佛腳。”以先生這樣的學問家，尚時常覺得知識不足，我們這些后輩學子，又有什么資格驕傲自滿呢？又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見呢？我們經常看到一些人，剛剛讀了幾本書，就以為自己滿腹經綸了，學習了幾句外國話，就號稱精通幾門外語了。看到季先生這樣勤奮刻苦而又虛懷若谷，在九十多歲高齡時仍然讀書寫作，那些人不知是否會感到慚愧。
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我們的不幸是遭遇了“文革”，錯失了學習的大好機遇。我們又是幸運的，在改革之年又有了學習的機會。雖然是亡羊補牢，但我們如果能像先生那樣勤奮刻苦，那樣秉燭夜游，也會延長學術青春，也會做出一定成績的。
總之，季羨林先生治學有成，成就非凡，他的學風學德是我們應當永遠學習的，他的諄諄教誨是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并時時遵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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