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蔣 萌
良好的秩序是社會文明的基礎。為了杜絕公共場所亂擁亂擠、城市交通亂行亂停等不文明行為，北京市決定將每月11日確定為“自覺排隊日”，號召政協委員、社會名流向全社會倡議自覺排隊、講究秩序，使文明禮讓成為首都一道“亮麗風景線”。
講文明、樹新風，這很好理解。可盡人皆知的“先來后到”也要設立“規范日”，這怎么琢磨怎么令人臉紅尷尬。聯系生活實際，某些人排隊“夾塞兒”、一擁而上，確實好似“常態”。時尚現代的大都市、衣著光鮮的“新新人類”，為啥經不住最起碼的“文明測驗”？
對此，有人歸咎于“資源短缺”。認為擠乘公車、看病掛號、春運車票等等，必須“先下手為強”，公共服務極為不足是導致“不文明”現象的主因。但是，某些“學者”對上述論點頗不以為然。舉例說，上飛機都是“對號入座”，檢票時許多人照樣“后來者居上”；下飛機下公車時，同樣迫不及待，唯恐下晚了“吃虧”。再輔之以發達國家的“親歷見聞”，有人蓋棺定論――“發達國家的月亮不比中國的圓，但人家的隊確實比我們排得好，中國人骨子里就欠缺‘文明基因’”。
事實上，中國自古就被稱為“禮儀之邦”。封建社會的各類繁文縟節、君子之風乃至“三綱五常”，在今人看來雖然可笑、迂腐、甚至荒謬，但至少說明中國早已脫離“荒蠻”。再看新中國建立之初，各種條件比今日差距甚遠，但社會上講文明、守紀律的意識，卻比如今“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透過侯寶林先生著名的相聲《夜行記》，上世紀50、60年代首都人民等車排隊的秩序、倡導交通文明的情形，已可見一斑。著名民主人士張友鸞先生于1963年6月在香港《文匯報》也曾發表名為《讓座篇》的文章，文中說“在北京，公共車輛上讓座的風氣，解放后10多年來，已經養成而且鞏固了。傷殘者，孕婦，看得出來的病人，攜抱嬰孩者，加上老年人，上車準有座位”。足見不排隊、搶座者在那時的寥寥。那么，在跨越世紀、改革開放20多年后的今天，人們的文明意識為什么不但沒進步、反而還“倒退”了呢？
社會發展，時代變遷，市場經濟對人們的觀念沖擊史無前例。一方面，人們不再羞于表達對利益的訴求；另一方面，集體、單位、國家曾經的“大包大攬”一去不復返，上學、就業、養老、醫療全部推向市場，人們需要獨自面對、自行承擔各種壓力、后果與風險。此時，公共道德、公共目標與個人似乎缺少了“緊密關聯”，一些人迷茫困惑，思想與道德出現滑坡，拜金、利己主義滋生，“自我意識”、“張揚個性”膨脹。諸如不排隊、亂吐痰、瞎喧嘩只是“微觀”體現，某些極度心理不平衡者，甚至會試圖以“憤世”來發泄。
所以說，構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重塑公德意識與公共價值觀是一個系統、持久工程。一方面，需要從完善社會公平、法律法規、體制機制、社會保障等外部因素入手；另一方面，則需要不斷在全社會強化公民意識、國家榮譽，全力塑造民族精神與凝聚力。通過日積月累的公益宣傳，“潤雨細無聲”地將公民道德意識根植于人們心中。少些說教指責，多些務實舉措，才有意義，才具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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